大阿罗汉论语新解

标签： 人文 

 

【原文】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注释】 

能：才能

校：报复之意。《小尔雅·广言》：“校，报也”。

【解释】 

曾老师说：“有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才华好象没有才华；知识很丰实却好像很空虚；被人侵犯而不报复，从前我的同道朋友(颜回)就是这样做的。”

【评析】

谦逊、包容、宽恕，是高尚德性的修养。神气内敛、明知故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也是最佳的自我保护之法，是中国特色的传统处世智慧。 

【讨论】

世上没有全能全知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一无能知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未必无所得。《淮南子主术》中说：“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说苑说丛》中说：“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讯者，知之本……”，但大凡自诩聪明、极富才具的人，容易产生天纵英姿的傲慢情绪，往往不肯向学历、职务、身分低于自身的人物请教，以向平常人请教为耻辱。甚至认为他人的意见是对自己的轻视与冒犯。殊不知诸葛亮、曹操都极有军政才华且极为自信，他们却十分注重“集思广益”，诸葛亮在渡沪南征之前还就战略问题专门请教马谡，曹操在柳城战役之后甚至专门当众奖励作战前坚持反对意见的张辽等将领，鼓励他们今后仍然要保持直抒异议的精神。就是老子所谓“善用人之力”集中群众的智慧经验，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达到更渊博、精深的境界。

《老子》第二十二章中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意思是自以为是的人不明白事理；自以为高明人不能获得成就；自我标榜、自我夸耀的人不可能有相应的功绩；自傲贤能的人不能获得长远发展。在人生修养之道的角度看来，这样的心性好比多余的食品、多余的行为，令人厌恶，所以有修为的人不会让自己处于这种状态。老子也曾经对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有若无，实若虚”即“谦受益，满招损”，也是一种“返朴归真”的境界。

 

我们必须着重讨论一下“犯而不较”的现实意义。

有些注家采信包咸的说法，认为“昔者吾友”是“以往的同道朋友”之意，我们姑且采用马融等注家的看法，“吾友”确指“颜渊”。 曾子说这段话时，颜子已去世，故称“昔者”。

《论语》中没有颜回“犯而不校”的任何记录，但《韩诗外传·卷九》有一段记载：“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渊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蛮貊之言也；赐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疏之言也’”。根据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子路直接采取礼尚往来的方法；子贡则以此巧妙把握双方关系。颜渊的态度好比《老子》的待人原则：“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意思是讲信用的人、品德好的人固然对他守信、善待他，面对不讲信用的人、品德不好的人，也一样对他守信、善待他，这样才是真正的诚信与善德。换而言之，即便面对他人的欺骗和恶行，也不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这与“犯而不较”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过孔子则评论说，子路所说的象个蛮夷，恩怨相报毫不客气；子贡所说的是社会交际的原则，而颜回所说的，是亲属之间的关系。孔子将“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限制在“亲疏有别”的范畴内，并不怎么赞成“以德报怨”而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与各人的个性有关，子路是寒门出身豪气干云的武士；子贡是个外交家；而孔子则有着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一贯耿介如石，爱憎分明的性情，并且这三位都文武双全且名动天下，说得难听些，他们有的是实力决定“隐忍退让”或者“还以颜色”。而曾子与颜渊则天性宽厚温良，恐怕也不过是个文弱知识分子。另外，也不免受到老师赞叹为“其犹龙乎”的老子之博大能容而超脱的精神风范的影响。

 

《孟子·离娄下》中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遂，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我？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己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意谓君子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能保存自己的善心。君子存心是基于仁恕与礼节，仁者爱人，有礼节的人尊敬人。爱他人的人他人也爱他，尊敬他人的人他人也尊敬他。如果有个人对我蛮横无礼，那么君子一定自我反醒：我一定不仁吧，一定无礼吧，不然这种事怎么落到我的头上呢？反醒自己是仁的，是有礼的，那个人还是这样蛮横无礼，君子一定又自我反醒：我一定是不忠。反醒的结果自己是忠诚的，而那个人还是横暴无礼，君子就说：“这不过是个胡闹的人罢了，像这样同禽兽有何分别呢？对于禽兽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这是孟子的“犯而不校”。这种精神原则，在今天还是具有些避免无谓人际矛盾、引导社会趋向和谐的积极意义。

学者唐一庵先生为学生讲解“犯而不校”时则认为：“今人但知颜子不校难及，不知一犯字学他不来。”认为颜回“持己应物，决不得罪于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说得是犯。若我辈人有不是加来，必是自取，何曾是犯。”意谓今天的人认为颜回不与人睚眦相报的品德是难以企及的，不知道颜回克已自持，不会轻易冒犯到他人，这样的情况下，别人无故加以指责才叫作冒犯，我们这类人被人指责，必是自作自受，根本谈不上是他人的有意冒犯。

面对不期然的误会，还是要宽容大度的“犯而不较”，“冤家宜解不宜解”。至少学习晋文公退避三舍的典范。然而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尚称民风淳厚，唐先生的这种精神原则尚可以提倡，但今天则有必要从维护社会法制与道义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小流氓、几个小瘪三可以拎一把菜刀斩过半条街，受害者及千百旁人好比朱夫子所说“满街都是圣人”般皆“犯而不较”，如遇鬼魅般急趋走避甚或干脆视若无睹；公共汽车上扒手行窃，受害者与目睹者也好比朱夫子所说“满街都是圣人”般皆“犯而不较”，不敢出声示警、不敢稍作反抗。这类事件的司空见惯，请问这世道还有“道德”与“法纪”么？这样的“犯而不较”不能叫“圣贤”修养，只能叫作扭曲前贤修养精神而变质为“人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陋德”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犯罪的“恶德”。因此有时必要采用孔子“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原则，面对一些不合理行为，依法该“较”还是要认认真真地“较”，如此才能镇摄一些专门利用公众普遍自私与怯懦习性而极肆恶行的跳梁小丑，以提升社会正气，维护社会公义与法制。

 

谦逊、包容、宽恕，是高尚德性的修养。次而言之，才华横溢而锋芒毕露，流光溢彩使周围诸色人等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直属领导也爱惧交加，即欲倚重又不得不提防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因此喜欢展现个性的人最容易享受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中国特色的人际待遇。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虽然有些谨小慎微．虽然显得不太潇洒自如。但神气内敛、明知故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最佳的自我保护之法，是中国特色的传统处世之道。当然这不算是一种好风尚，但现实决定我们必须掌握这种处世智慧，并非教人玩阴耍诈。所谓礼仪之邦的中国社会居然形成这样的传统“智慧”，也是令人无奈的事。

 

【原文】

8·6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注释】 

六尺之孤：古人常以“堂堂七尺”指代成年人。六尺即指的未成年人，先秦一尺约为今天0.66市尺，六尺尚不足今四市尺，还是幼童。死去父亲的小孩叫孤，托孤，即君主临危将幼小的君位继承者托付给国家重臣。 

寄：《说文》：“寄，托也”，寄托、委托之意。

寄百里之命：西周时代一般分封的国家多为百里，百里即可指“国家”之意，本句即指“将国家命运托付给某人”。

夺：《玉篇》：“夺，易也”，改变之意。

【解释】 

曾老师说：“可以把年幼继位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而不改变他的意志与气节。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评析】 

忠义、气节、傲骨、信念等名词，在今天这个传统精神与思想禁忌相偕贬值乃至于崩溃的时代，可能已经渐渐陌生，但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忠诚、血性等等这些概念，伏藏传统优秀的精神文明的种子。也许在未来危难的时刻，传统的信念与精神能够激活民族的意志与力量。

【讨论】 

在河南省南阳武侯祠大门上有付楹联，是侯延章先生撰写，并予1990年元月由张海先生手书。上联是：“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之人欤？君子人也”下联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 ”

上联记述了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逃至白帝城，一病不起，临终时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作为蜀汉的智囊，承担起辅佐后主，承担起领导战败后的蜀国的历史重任。下联引《论语·季氏》中：“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此句概括诸葛亮年青时隐居待时以追求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时机一到就应运而出就展现自己的才华来实现抱负，安邦治国。侯先生说，我不仅听说有这样的故事，在千年古祠里，我也见到了这样的人。

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诸葛亮承诺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为蜀汉政权忠诚奉献了一生的心力。以及商朝伊尹辅佐少主太甲、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姬诵都是历史上“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最佳范例。他们的品德、才华与历史功绩千古流传。

 

天下太平，闲居无事，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会说“忠孝仁义礼智信”，人人都会扯上两句知书达礼、堂堂大义的话，一旦面临利害，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信念、原则与精神。

文天祥、陆秀夫、于谦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千百年前的赤胆忠心与英雄碧血，今天只能记录在书卷与画册之中。今天的繁华世界，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没有单刀赴会的英雄。没有投笔从戎的书生，没有慷慨仗义的侠客。

和平时代无六尺之孤可托，无百里之命可寄，美女帅哥的肥皂局与绮丽缠绵的言情小说中，消磨整个民族的年青一代的狂狷、豪迈、粗旷、大方之气质与风流洒脱的风骨。代之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良知冷漠，代之以功名利禄的强烈欲望与不安躁动。

冷漠现实的浸染冷却了儿时的热血，真诚、正义、信念、理想、抱负，几乎成为儿时的课本知识。因为他们与现实生活那样的不相适宜。欲望弥天的功利社会将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信念完全击溃。

 

不过自古及今，故纸堆里头的东西都有不太管用的时候，有时还非常讽刺，因为我们知道秦桧、洪承畴、钱谦益、汪精卫也是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但我们还是喜欢、并且认为有必要再看看四百年间----也仅仅是截取四百年间的某些人们的故事。我们必须了解这四百年间中华民族曾经几度遭遇亡国的屈辱，也曾经繁荣昌盛、歌舞升平，尽管这些“慷慨死节、从容就义”故事与歌舞升平的时代毫不相干，忙碌或平静地生活着的人们也只关注生计与金钱，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大亨、高官与明星。只是通过传述这些故事续存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关键时刻续存了国家民族的命脉。

 

1645年，满清豫亲王多铎大军进攻扬州，沿途所有城镇的守将几乎都不战而降。包括杨州军政首脑人物---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高歧凤。但杨州守将史可法坚决不肯屈服，他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 四月二十四日夜间，扬州在倾盆大雨中陷落，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偕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员率全城军民进行流血漂橹、尸山血海的抗战，全部殉难。

 1898年,百日维新穷途末路，守旧派举起屠刀，日本友人苦劝谭嗣同东游日本以图卷土重来，谭嗣同却傲然安坐浏阳会馆之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自嗣同始！”他告诉梁启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在牢房墙壁题诗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在菜市口就义前慷慨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执行刺杀满清五大臣的任务，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双方争得筋疲力尽，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樾在专列上引爆炸弹重创满清二大臣，他本人壮烈就义，时年26岁。

 

抗日英雄赵登禹号称“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身先士卒力战强敌，大振士气。身负重伤时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把我挂在心里！’”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42岁。

同时期还有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他向记者表示坚信中国能够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这些四百年间的人们，他们中间有贵族，也有当时不过是普通人物，前进一定会战死，退却可以生存，他们完全可以选择生存，可以选择规避，但他们选择舍身取义，他们的事迹，以及与这些事迹相关联的忠义、气节、傲骨、信念等名词，在今天这个传统精神与思想禁忌相偕贬值乃至于崩溃的时代，可能已经渐渐陌生，但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忠诚、血性等等这些概念，正如侯延章先生挥毫书写的联句一样，我们还可以用祖先传承的经典，用祖先制造的纸张，还有我们尚未在纸醉金迷的奢糜颓废中消磨馨尽的信念与精神，为了生育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伏藏传统优秀的精神文明的种子。也许在未来危难的时刻，传统的信念与精神能够点燃藏身于人海之中的仁人君子的意气，从而通过他们激发民族复兴的力量。

 

【原文】 

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注释】

弘：广大之意。是“宏”的假借字。《尔雅·释诂》：“弘，大也”

毅：毅，果敢刚强之意。《广韵》：“毅，果敢也”《说文》：“毅，有决也”

包咸注：“弘，大也。毅，强而能决断也。士弘毅，然后能负重任、致远路也。”

【解释】 

曾老师说：“知识分子不可以缺少宏大的抱负、刚强而果敢的意志，因为他的责任重大，道路长远。把追求仁道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不是路程遥远吗？”

【评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理想、信念、抱负、奋斗始终是传统士子的精神，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念目标。因此有志之士胸襟广阔、沉勇坚毅而进退自如。

【讨论】

“士”原本是我国商、周时代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最低一级的贵族，周代分封制规定贵族有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周朝制度中全国土地归天子所有，天子封诸侯国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只是士的下一代不能继承其禄田。并且早期的士，多文武双全，如孔子办学授徒的“六艺”中就有“射”这一军事项目。

从春秋末期开始，除了传统的“士之子恒为士”之外，“士”的群体渐渐扩大，一是众多贵族的庶孽不能象嫡长子一样继承爵位，就成为了“士”；二是上层贵族没落为“士”；三是平民之中有才华的而被选拔为士，如《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四是平民通过治学进取为士，《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底层的民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孔子当时私人办学之风大盛，这些民办学校的师生们，都是“士”或“士”的后备军。

 

贫困及怀才不遇导致相当一部分“士”的实际地位与平民无异，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匹夫之士”。出现了士民、士庶人的阶层。在战国时代，士阶层依附于大夫、诸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门客”，主公提供食宿，他们对主公尽忠，但他们不是奴隶而享有人身自由，主公失势或失礼，士就可能离开。战国四公子都有蓄养门客的习惯，经常门下食客三千，并且平民之中有一技之长可供上层贵族驱使的也上升为“士”阶层。如“窃符救赵”的信陵郡所延揽的鸡鸣狗盗之徒即是。“士”阶层的中精英分子大显身手，走向政治前台。

从此“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阶层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身怀知识或勇力，也有一定的道德操守。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隐士文化也在这时候出现。

战国时代争战频剧。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国际矛盾斗争中，士的智能和才干受到空前的重视。《管子·霸言》：“夫强之国，必先争谋。” 《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战国策·秦策一》讲述苏秦“合纵之策”不费一兵一卒，使强秦不敢出关东向，作者议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迫切需要智能之士的辅助，而智能多蕴藏于士阶层中。正如《墨子·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孔孟儒道之士，注重“六艺”学问和道德修养，要求怀抱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并以出仕作为最理想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如果当局失道，则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予合作，即使是贫困潦倒也不改变自己的志节。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1]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荀子说“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诸子百家多把士的精神与道义紧密连结。

  

士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主角，中国历史几乎全部理论著述都是由士创造。一种思想理论通常具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威力。士子常常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傲骨与藐视一切烂污权贵的气概。

士平民教育始于春秋时期，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知识分子的通称。今天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学院教育的年青人都可以算作士。

 

当被问到“当代中国青年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时，龙应台说，“我们今天是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年轻一代要求的‘解放’，实际上他们还保留着很重的传统文化，磨灭不了的文化，使他们勇于挑起责任。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被‘破坏’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被重估’的巨大的考验。重估价值是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因此，大学生要懂得怀疑，在学习中培养独立的判断能力，用全球的眼光去观察，创造一个成熟的社会，是最关键的社会责任。”

龙应台女士还论及同一社会下青年人不同价值观的定位。“有些青年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但如果百分之一百的人都这样，这辆车就毫无方向地乱冲乱撞。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这样的人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有组织，越有方向。”

我们回首一千多年前，宋代张载先生慷慨振臂道出古中国人文教育的目标与古中国知识分子的修养目标：“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有着“大丈夫立世当造福苍生”的概念，因此树立高远的理想，养成开阔的胸襟，恢宏的气魄、深远的眼光、坚强不屈与果敢勇毅的精神，为天下国家承担责任，他们建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以此追求人生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奋勉不息、死而后己，这就是“仁道”的人生实践。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无数的德才兼备优秀士子，按今天的话说，是精英知识分子，例如孔子、孟子、虞允文、文天祥、于谦、曾国藩、林则徐、林觉民、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享受过高消费教育。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士，成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一生中“立德”、“立功”、“立言”，他们的事迹精神激励后世，而今天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也正是需要这样的精神。

 

【原文】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注释】

兴：《尔雅·释言》：“兴，起也。”；《诗诂》：“兴者，感物而发……”

成：引申为完善之意。《註》：“成，猶善也。”；《釋名》“成，盛也。”　

【解释】

先师说：“《诗》可以抒发情志，《礼》可以帮助人安身立命，《乐》使人修养完善。” 

【评析】 

《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一个人的文学修养、礼仪修养、音乐艺术的欣赏水平，是德性与智能相结合的教育结果，也是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结果，可以形成公民的精神面貌，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的水平体现。可以缔造“礼乐文明之邦”。

 

【讨论】 

《诗经》凡三百零五篇，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先河，开创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优秀文学作品。《礼记·经解》中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序》里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按现代的话说，《诗经》的教育即是文学教育。

魏晋时代的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同时代的陆机则有“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则这样描述：“诗人转动着眼睛，眼睛里带着精妙的疯狂，从天上看到地下，地下看到天上。”《论语》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文学，就不懂得如何表达与分析语言，尤其春秋之际，国际外交礼仪之中经常引用《诗》来表达各方的立场，不懂得《诗》就可能在会盟中给国家出洋相。诸子讲学也经常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因此《诗》的教育即是文学的教育，文为心声，文学可以传递思想与情感。优秀的文学作品更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激励意志，可以开阔眼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与现实，可以帮助人类深刻细致地了解自己的心灵、情感和思想，领略生命的万千风情，最大限度地认识并理解自然、人类、人生、生命。甚至强有力地影响人类的道德准则、思维方式。

文学用优雅、有趣的形象、场景描述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感化，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发。能使懦弱者变得刚强、使心灵丑恶的人良心发现。优秀高雅的文学为人类缔造了诗意的生存情境，能使人忘却世俗的烦恼、劳累，解脱人类精神的困厄。并且人们可以借助它抒发理想、渲泄情绪、中和情志。它能够帮助我们体会世事沧桑、人情冷暖，能够引领生命走向自由。因此古中国的人生教育即起步于此。

今天的读经教育事业，正是把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精品与其中的优秀的人类精神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学教育手段，在儿童懵懂未开的心灵中，种下高尚、优雅、文明的种子，至于成人也可以在主动开启心灵接受优雅文化薰陶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升华，这一事业值得大力提倡。

 

《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孔子通过《礼经》确立了家庭和个人“孝悌忠恕”的伦理观念，确立了社会行为的规范，也确立人生“仁”道的终极目标。尤其《礼经·礼运》篇中，孔子阐述了“大同”世界的理念。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不同于近代西方人提出来的乌托邦，它不想象社会生产力能够做到一切物资产品极大丰富，可以让人们即需即取。而只要求人们追求内在精神的“仁”与“诚”，即孟子引申的恻隐、谦让、羞恶和是非之心，以此仁德彼此互恤，则人类的大同之世就有可能实现。

现存的《礼记》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礼经》的汇集本，是我国秦汉以前的一部社会生活史。内容涉及中国先秦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当代价值,不仅在经史方面,更多体现在社会生活中, 犹如一部百科全书。“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当然有许多篇章在现代人看起来不过是枯燥的礼仪的解释，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包含的对人性、人情的尊重，以及其中先秦人之礼仪生活、心理状态、情感反应、做人准则、民族的伦理道德、国家的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整建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此《论语》说：“不学礼，无以立”，礼的学习功用，在于使人了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从而建立为人处世的观念，怀抱理想与信念，并帮助自己找到立身社会的恰当位置。

《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音乐对人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欣赏音乐的水平也体现个人的精神品质，所谓“乐以发和”音乐也能够起到调和人的性情，升华人的精神的功效，使人的修养得到完善。

 

《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一个人的文学修养、礼仪修养、音乐艺术的欣赏水平，是德性与智能相结合的教育结果，也是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结果，这可以形成公民的精神面貌，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的水平体现。文学、礼仪、音乐艺术的优良教育可以缔造和谐人生，可能缔造和谐社会，可以缔造“礼乐文明之邦”。

 

【原文】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释】

使：《荀子·性恶》：“使天下皆出于治”；《商君书·外内》：“故轻法不可以使之”。分别令、使、让、驱使之意， 本注引申为“引导”。

由：经由、蹈行、践履之意。《礼记》：“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孟子》：“隘与不恭，君子之不由也。”

知：《禮·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廣韻》：“欲也”有淫侈欲望与狡智之意。

之：语气助词，无实意。

【解释】 

先师说：“天下黎民可以引导他们践履礼仪文教，不可以引导他们追求欲望与狡智” 

【评析】

为政教化的重要目的，在于养成良好的国民素质，进而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国家文明即由此建立。国民教育的目的引导国民们践履礼仪文教精神文明，而非引导他们追求奢侈欲望与狡智。

 

【讨论】

朱熹《论语集注》中将此节解为“对于老百姓，可以驱使他们遵照命令去做，但不必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古今大多数注家所采信的错解，恰这愚民统治者尊奉为圭皋。以及有些注释成“我们能够使民众按照礼乐去做事，却没有办法使民众知道制订礼乐的根本原则”等也不合孔子儒道“有教无类”的宗旨。清末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样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谓老百姓的素质许可就由其自主；不可以自主的就教育他，让他们知道道理。或者老百姓知识水平提高后，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老百姓还没有到达应有的知识水准，就予以教育与训练，这些维新派或民主派人士据此认为孔子是有民主观念的。

 我们知道孔子兴办私学，他的弟子中大多数都出身于平民，甚至象仲雍是出身于奴隶“贱人”之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证明孔子确实做到了“有教无类”。

孔子向他们传授“六艺”，使这些原来是“鄙人”甚至是“大盗”的草民之流成为天下列士，成为能够服务于国家社会的人。甚至成为政府官员，因此“可以驱使他们遵照命令去做，但不必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能够使民众按照礼乐去做事，却没有办法使民众知道制订礼乐的根本原则”这两种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孔子作此愚民主张，那他的“有教无类”岂非自打嘴巴？

至于尊孔崇儒的维新派与民主派人士的说法，又不符合孔子当时的社会环境。类似于给庙里的神像贴金，谁都晓得神像不是金做的。孔子是个民本主义者，但绝非民主主义者。当时的时代不至于会产生民主思想。即便距孔子时代相近的罗马共和国的共和民主也仅仅是贵族元老院中的民主，而非这些新派人士心目中的全民的民主。

 

因此我们认为本节与上一节有着逻辑联系，本节当与上一节结合诠释方不至于偏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说国民教育的原则，个人文化素质修养与精神修养的方法，都要通过文学、礼仪、音乐艺术的教育与训练，即如孟子讲述王道政治时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里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就是“使由之”。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养成“温柔敦厚，广博易良，恭俭庄敬”的国民素质。其中的“广博”即有知识、才能、智慧广大渊博的内涵。

 因此可知孔子是不主张愚民而是主张智民的，但世上任何一件事都有两面性，知识、才能、智慧也一样，孔子的意思是让人民通过教育，遵循正当的道德精神原则，使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但是如果某些权力人物的穷奢极侈、争权夺利的恶劣作为给予天下百姓不良的影响，就等于让老百姓效仿着运用他们的知识、才能与智慧去为着钱财、为着名誉而做尽坏事。那么知识、才能、智慧对于百姓来说，就象佛经上所说的“彼有颠倒慧，增长一切恶”。这完全是统治者导致的“君子德风，小人德草”的“上行下效”的恶果。

 

今天的中国，不可谓没有智慧人才，中国广大城市公民，不可谓没有知识与技能，不可谓缺乏聪明才智，但今天的中国缺乏“温柔敦厚，广博易良，恭俭庄敬”的国民素质。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失去精神航标，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主流意识彻底抛弃了传统优秀的道德精神文明的指引。物欲横流、诚信缺失，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从上到下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贪脏枉法可谓司空见惯，铺天盖地的各种丑闻与各类犯罪使文明故国蒙羞。这一切都是因为国民教育的大失败而引起的。如果将诸如书法、国画、围棋、舞蹈这些才艺训练当作素质教育的主干，那么秦淮歌妓们个个都有这样高素质的教育，女大学生做三陪也屡见不鲜，高智商犯罪也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水平，监狱中也是藏龙卧虎精英辈出，请问使人民拥有这样的“智慧”，可以创建和谐社会么？可以缔造民主、共和、自由、文明的国家么？

 

此外，如果我们再引申一下，可以知道大多数的民众确实“不可使知之”，这里的“不可”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可能”使普通民众“知之”。我们试举一个极为浅显的例子，在大街上拦住100个人，与他们交谈些哲学，交谈些类似国家、民族、理想、精神、人生真理、生命自然的本质之类的东西，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够有兴趣能够有耐烦来陪同探讨这些问题呢？

 

确实有些高深的学问只有人类中少数的有志者才会感兴趣，作为普通百姓，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诸如“哲学”等非常高深的学问道理的，这也不是极力拔高国民教育的科学程度可以解决的问题。

 

《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 知者见之谓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我们引申一下这段富有诗意的话的内涵，阴阳是指世界万物相对的两个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相对的两个方面。宇宙世界就是在矛盾中发展，大自然使众庶万类继往开来、生生不息，是自然本具利养万物的良能，阴阳之道成就一切万物的生成运行，是自然本具的本性。人若能够善于运用这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使生命与事业承前启后、生生不息，这就是良知良能的善德。能够积累这样的善德成就伟大的功业，就是自性的圆满成就。这个道理，仁德的人领悟并善于运用称为仁德，智慧的人领悟并善于运用称为智慧。百姓每天都在运用这道理但却不能知道，所以这智慧的君子才能领悟并成就的真道也就很少有人能够领悟并实践、成就了。

 

《孟子·尽心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说：“寻求就能得到它，舍弃就会失掉它；这样寻求就有益于获得，因为以我本身的性灵中去寻求的缘故。寻求它有方法，得到它却靠命运，这样寻求无益于获得，因为是片面依赖自我本身性灵之外的因素的缘故。万物之理都完全地具备在自我身心之中了。反问自己是实实在在地领悟到这个至理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努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为人处世，追求仁道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有所追求有所作为而不能收到显著的功效，习惯性地作为而不能觉察其中的道理，终身生活都依循某种客观规律而却不能知其所以然，一般普通民众都是如此。”

请问有多少人愿意去琢磨一下上述的道理？所以《中庸》也讲：“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百姓日用而不知。”

今天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包括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仅愿意过现实的生活，很少稀罕什么大智慧、什么真理。因此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养成良好的国民素质，进而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拿培养数学家与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工程师的高要求来培养广大的普通公民。

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上为国争光，体现了中国神童们优秀的数学天才，体现了中国高标准的科学教育水平，但请问曾经以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前进的中国，今天的高标准科学教育水平是否能够让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跻入世界一流？中国曾被称为“礼仪之邦”，今天接受高标准科学教育的中国广大民众之社会道德修养能够跻入世界一流么？能够重拾礼仪文明之邦的荣耀么？

 

此外，《老子》第三章中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可见意识形态方面正确精神导向是必要的，权力人物实际言行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这种情况还延续到现在，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呼唤全民的觉醒，凡是中国公民，无论是身属何种阶层，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管精英还是草根，都要建立自我觉悟、自我振作的意识，只有高素质的公民，才可能建设真正文明的国家，欲使国家崛起，必先有崛起之大国民，欲有崛起之大国民，必先崛起大国民的精神。当今之世，如果没有全民的觉悟，没有智慧的人民，而仅有“不可使知之”的“无知”之民，是谈不上建设什么民主与文明的。时代已经变化了，明末清初的伟大学者顾炎武就说过：“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顾氏峥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可以视为呼唤民众觉醒之先声!这也是本节对于今天的一个启示。

 

【原文】

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注释】 

疾：怨尤、憎恨之意。《史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已甚：已，太。已甚，即太过份。

【解释】 

先师说：“崇尚勇武而怨尤贫穷地位的人，就会犯禁作乱。人如果没有仁德修养，又太过于怨尤贫穷的地位，就会犯禁作乱。”

【评析】

人无无所谓杰出或者平凡，疾贫太甚，不念仁德，世道风尚与社会治安随即紊乱。人类社会治乱除了恰当的制度管理外，也在于人类精神文明的营建。

【讨论】

依大多数的注家之说，认为如果太过痛恨仇视不讲仁德的人，会逼迫这些不讲仁德的人破罐破摔地犯禁作乱。但问题出在“人而不仁”四个字，孔子曾说“未见好仁者，未见恶不仁者”，可见是天底下大多数人都只关注现实的生活而不太关注“克已复礼以为仁”的修养的，因此“人而不仁，如礼何？”意谓一个人、一个社会不关注道德修养，而只关注金钱、权力等等现实功利，那么文化教育、法律、社会体制又能怎么样？而只有少数志士仁人对这种情况“疾之已甚”，一般是不太可能造成什么社会动乱的。显然本章句的结构与语境，也并非表达孔子等贤人志士的“疾之已甚”的情绪，并感叹社会从此礼崩乐坏的“乱也”。因此本注认为在本章句中，“好勇疾贫，乱也。”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两个分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具有递进关系的一个整体。

 

所谓“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于丹教授也说：“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灾害。”南朝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评论汉末的董卓说：“性粗猛有谋”、“膂力过人”、“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他拥兵雄据于河东，以观时变，“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他乘乱进入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后兼并大将军何进等人的军队，以军人身分独揽大权而干乱朝政，作威作福，“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并纵兵奸淫掳掠，废立天子并强行迁都长安，滥施淫威、心狠手辣、无恶不作。导致群雄并起、天下混战的局面，他本身也落得灭尽其族、弃尸于市，焚脐流脂的下场。

吕布，并州五原郡九原 (今内蒙古包头) 人，东汉末天下无双的超一流武将，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吕布为人唯利是图反复无常，认利不认人，有奶就是娘，看那一生的行状就不象是个真正的贵族，而是一个出身细民的粗鄙匹夫。为了一包珍宝钱财和一匹良马背叛并杀害第一个义父丁原，为了一个美女又背叛并杀死第二个义父董卓，与曹操、刘备、袁术等诸侯时敌时友，最终死于曹操和刘备联合绞杀，陈寿《三国志·吕布臧洪传第七》说：“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谋士陈宫告诫吕布说：“君骁勇无敌，善战无前，然勇而少计，暴而少仁。恐众叛旦夕之间。”吕布性情轻狡反复，唯利是图的小人风格，注定了只能称雄一时而不能成就大业的命运。吕布这个集当时无匹的天才战将与跳梁小丑形象于一身的鄙陋小人在四处捣乱了一阵子之后，终于非常不光彩地结束了一生。

 

以及中国近代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张作霖、张学良 、阎锡山等北洋军阀，这些军阀头子大多数或出身行伍，或为流寇招安，不敢与列强外敌对抗，但却精于对内争权夺利。弄得国家分裂，天下动荡，都可称为人而不仁、“好勇疾贫”之“已甚”的典型。

 

上述都还是些有能耐的人物，都是乱世枭雄，他们的作为影响了整个国家社会的历史进程。退求一等，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后设立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罪种。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盘踞一方，称王称霸，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以图实现其控制社会的畸形的所谓人生“价值”与“理想”，甚至进而以此攫取政治资本。

如西西里岛之于意大利黑手党、台湾之于竹联邦、香港之于三合会等，尽管表面上“盗亦有道”，但都是以暴力来作为后盾。一旦正常方式达不到目的，即暴露狰狞面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正常秩序。

在汉语中，“黑心”、“黑手”、“黑信”、“黑钱”、“黑店”等词汇也表达了强烈的道德和法律上的否定评价。黑，即有不正当、不道德之意。黑手党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马菲亚”（MAFIA），有人认为这是盗窃、放火、贩毒（Muzzini Autorizza Furti，Incendi，Avvell enamenti）三词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可见黑社会本身的含义即表明这一社会群体从事活动的内容具有违法犯罪的特点。

所谓黑社会组织中颇有些出身基层社会的某些人物，不乏司马公所描述的刺客、游侠的豪杰气魄，不可谓不英武雄勇，且富有才华与谋略，但在无法寻求正常途径来谋求人生成功的情形上，一念之差就剑走偏锋，走上黑道路线。

2007年1月26日，台湾大导演侯孝贤之女侯蕴华举行婚礼，侯大导演之亲家公乃台湾黑道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于是到场祝贺的来宾是有三分之二居然是黑帮老大与黑道英雄人物，连新人休息室门口也有帮会小弟站岗，警方高度重视，派出4名警员在婚礼会场门口用录像机全程搜证，有许多负案在身的帮派人物礼到人不到，以免遭遇“吃完喜酒，立逮归案”的窘境。这也算是本年度的幽默场景之一了。

 

再退求其次，我们可以了解基层社会之中，也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真正的道德人生观念，正是“人而不仁”，正如孔子在《论语·里仁第四》中说：“未见好（hào）仁者，恶（wù）不仁者”，对于他们来说，金钱、美色是最为重要的人生追求目标，一份普通平凡的工作，一份几百元的工资，是不能满足抽好烟、喝好酒、上豪华歌舞厅、享受桑拿按摩、华屋豪车等所谓“时尚”欲求的，更不能在女友面前显摆男人的气魄，于是痛恨自己的命运不济，又无法获得正当的赚钱途径，尤其近世以来认为“安分守已”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发展与个人成功的最大障碍，不择手段能够成功就是英雄，厚黑之术大行其道，于是浮华虚荣的粗鄙欲望战胜坚持人格操守和传统道德信念的勇气，于是偷盗、诈骗、抢劫、绑票勒索之事层出不穷，虽然不过是些小人物的作为，但见诸报刊杂志普遍性的“细恶不绝”，也可见世道风尚日益浇薄与社会治安的艰难。

孔子曾经说过只要能够合法地获得利益，即便去做执鞭开道的礼仪人员或守门小吏都无所谓，倘若没有正当途径来获得功利成就，那就不妨“安贫乐道”，于质朴淡泊中安度百年人生。千古以来德才兼备的志士君子终身隐没尘世与林泉之间的不在少数，他们的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家隐士文化，是纯粹属于自然生命本身的文化。

所以人无所谓勇与不勇，无所谓杰出或者平凡，疾贫太甚，不念仁德，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出乱子。我们联系本节以上的文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可见社会治乱，除了恰当的制度管理外，也在于人类精神文明的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