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注释】 

狂：本节指心志狂妄。 

侗：音ｔóｎｇ，幼稚无知。《集韵》：“侗，意蒙也”

愿：谨慎、朴实。 《说文》：“愿，谨也，又愨也，善也。”

悾悾：音ｋōｎｇ，兼取没有见识而表面真诚、内心空虚之意。《六书故》：“悾，中无所有也” 《韻會》：“誠也，慤也。”《任昉·勸進箋》：“實有愚誠，不任悾款。”

信：诚实，《说文》：“信，诚也”

【解释】 

先师说：“狂妄而不真实，肤浅幼稚而不谨慎忠厚，没有见识、表面真诚却又不诚实，我真不知道这种人将如何呢。”

【评析】 

“人而不仁，如礼何？”缺乏真诚信义的人格，缺乏诚与敬的修养，就算假借任何机缘，能够披上绫罗绸缎，乃至坐上金銮殿，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物，虽富且贵亦不可教也。

【讨论】

“狂”是一个多义词，从褒义方面说，《诗·墉风》：“众穉且狂。” 《爾雅·釋言》：“幼，穉也。”《传》：“是乃众幼穉且狂，进取一槩之义。”《疏》：“论语云：‘狂者进取，仰法古例，不顾时俗，是进取一槩之义’”。《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说：“狂者進取”《论语阳货第十七》说：“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清·刘开《问说》：“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可见狂有率性而为、不拘小节、豪放不羁、勇于进取的含义。

在徐仲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大词典》中共收集14种不同词义的“狂”。据杨伯俊先生在《论语译注》中的统计，在《论语》中共有7处用了具有三种不同词义的“狂”。其中的“狂妄、放纵、傲慢”三种词义，大致本节中“狂而不直（真实），侗（肤浅幼稚）而不愿（忠厚朴实），悾悾（平庸无能）而不信（真诚）”中“狂”的词义相同。

仅是字义的训诂与理论的阐述不足以弄清本节的含义，我们还是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太平天国>》、罗尔纲先生著、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与《宋史》中抽取洪秀全与贾似道这两个历史人物的个案来进行详细地分析，以直观地把握本节的内涵。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一个地道的自耕农家庭，洪秀全从小聪明伶俐，所以他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只能帮助家里种田，只有他利用家里的全部积蓄，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从七岁到十六岁，他在私塾里读了九年书后成了一位年轻的村塾老师。家人都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读书成才，求取功名，以改变门风。全家的宠爱使洪秀全自视甚高。然而，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洪秀全一连四次去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连最初级的功名──秀才也未取得。

由于从小受到家庭的过分宠爱，养成自视甚高而落拓不羁的性格，这种品性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利于一个后生晚辈的求学和成长。因而屡屡落第在所难免。

25岁时一次科考失败使心高气傲、身寄家庭和族人厚望但却承受挫折的洪秀全精神崩溃。一场大病后精神错乱，在屋内乱走乱跳，乱说乱唱，经过很多时间才恢复正常，但原本性情开朗活泼的洪秀全，从此变得鲜言寡语，并从此疏离于人群，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无论行走坐卧，都是一幅拒人千里之外，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他以此精神障碍的表现显示其与众不同而自高其身份。常为小事激怒，并且性如烈火不可遏制。其间他曾做了一首“斩邪留正”诗道：“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承帝赐，诗章凭据诵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

1834年，洪秀全再度考试失败，才最终绝望于科举仕途，愤世嫉俗的他转而想去策动一次“造反”。从广州回家的途中，他口占一绝：“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回到家后，他仍怒气未消，将书籍尽掷于地，愤慨地说：“从此以后，我绝不考清朝试了，等日后让我自己开科来取天下士吧！”。

1847年3月，洪秀全前往广州。他结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并认真阅读基督教《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还全面了解了宗教议式。但罗孝全很快察觉到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的“不轨”用心，对洪秀全竟然在圣经中寻找造反思想，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拒绝为他进行“洗礼”，这激怒了洪秀全，他愤而离开了广州。

罗孝全的拒绝不能阻止他利用他所获得的基督教知识来制造迷信，神化他数年前的那场昏沉四十多天的大病，说他自己上天去见天之上帝和耶酥，从而发现自己是耶酥基督的弟弟，是上帝遗落人间的次子。上帝十分喜欢地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要他将原名“火秀”，改为“秀全”，以避上帝耶火华(洪秀全创造的音译)的名讳。上帝赐给他金玺和宝剑，让他下凡斩杀妖魔──清朝统治者。他请当地有名的铁匠，铸了一把三尺长的所谓上帝赐予的“斩妖剑”随身佩带，要“手持三尺定山河”，洪秀全在自己编织的自欺欺人的神话中寄托对功业和荣耀强烈渴望，这个故事得到洪秀全的不断补充和完善，最终作为太平天国的文件正式发表。洪秀全巧妙利用基督教义编撰《原道救世歌》创立拜上帝教，声称建立远古之“天下为公”盛世。并频频利用降神等迷信巫术来团聚与组织饱受暴政摧残的苦难民众，利用《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制定“十款天条”确立自己的权威。

但在攻占南京，宣告成立太平天国之后。这场洪秀全创教鼓吹“真神能造山河海”而受到广大人民拥护，并可能彻底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一场人民革命运动，立即被洪秀全弄成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残暴极权的愚民运动。

洪秀全在获得了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天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认为他的太平天国“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急不可待地动用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修建“雕琢精巧，金鄙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天朝宫殿天王府。还精心制定一套等级森严的“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的“礼仪”，其琐碎龌龊之繁文褥节，历代封建王朝也不敢望其项背。洪秀全极力利用神权装饰自己的神圣，华丽的皇宫内有2300多名女性供他享乐，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死去，都在美女丛中尽情享受帝王的快活，极少过问朝政，也不上马杀敌，且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以至被清廷认为，洪秀全“本系木偶，并无其人”。讨伐者曾国藩叹曰：“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要知道当时连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皇帝都只有十八个妃嫔。可见洪秀全生活的荒淫不亚于最为昏暗的封建皇帝。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多少可行的措施，不用说“有田同耕”，甚至连太平军曾对农民们许下的“建都金陵，将均田以赈贫穷”的诺言也未兑现，最后还是让贫苦农民们“照旧交粮纳税”。天京政权还常用“打先锋”的办法使用暴力，强行征粮，使农村“野无遗粮，窖无遗金”。

更可笑的是天京城内废除商业、贸易，没收商人的资本、店铺。这些政策当然都造成不良后果，最后都被逐渐废除。

洪秀全还将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部斥为“妖书”，尽行焚毁，收藏、买卖、阅读“妖书”者，一律处斩。洪秀全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发动了一次群众性的搜禁妖书运动，当时“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对文化的疯狂破坏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极少愿意加入太平军，参加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的多是那些僧道巫觋，卦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政权，缺乏精英知识分子的参与。使太平天国政权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

另外，洪秀全留下来的大量诗词文章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没读过多少书，所谓“赋诗”其实不过是些极不雅驯的顺口溜而已。从咸丰七年(1857)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的五百首诗文，大都是记录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的宫廷生活或者是写给后妃们看的宣讲男权夫权的。例如嫔妃、女官们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梳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然后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接着拉起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女人们还要给天王端茶、捧痰盂：“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龟缩在皇宫里作威作福的洪秀全常常为一些小事无故动辄打女人，甚至杀人。他作诗说“半星亮起烧死人，各人救亮放精灵。名知亮大偏冲起，烧死自家有谁怜。”又说“无亮千祈莫冲起，冲起亮来烧自己”，又道“一个冲亮有死罪”。（太平天国避上帝耶酥火华之纬，以“亮”字代“火”字。）洪秀全这些诗，是告诫天王府的女人们，惹他发火就会挨杀。从这些令人失笑的所谓“诗”中，可以看到洪秀全的荒淫暴虐之本质。

洪秀全在解决权力矛盾中不但欠缺领袖才华，反复两手，拉东家打西家，造成死伤惨重的内哄，他任人唯亲，对石达开玩弄明升暗降的手段，逼走了石达开与他的十数万精锐军队，严重伤害了他的天朝帝国，最终他被同样是耕读之家出身然而却成长为真正的贵族的曾国藩击败。“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一起退出历史舞台。那些怀抱神圣信念而参与太平天国战争的人民战士们的奋斗与牺牲付之东流。

南宋贾似道官居丞相而治政无术、享乐有方，经常带着一批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宋理宗在宫里登高眺望，看到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侍臣说：“一定是似道这小子。”

贾似道在忽必烈猛烈攻击下无计可施，瞒着朝廷暗派亲信到蒙古军营去求和，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就愿意割让江北土地并向蒙古称臣，每年贡奉蒙古银、绢各二十万。此时忽必烈急着想回去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就答应贾似道的请求，订下秘密协约。

贾似道派出军队却抓了一些落后的蒙古兵俘虏，回到临安，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鄂州的蒙古兵，还肃清长江一带敌人势力。获得宋理宗的封赏。

不过他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私自订立和约的事。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立即要求履行和约。蒙古使臣郝经被贾似道扣押。元世祖忽必烈立刻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五年，越来越危急。贾似道除了玩弄欲取故舍的手段敲诈年幼无知的小皇帝以继续他的权势外，束手无策。只能每天躲在葛岭别墅里尽情享乐。有个官员找他商议国事，他推说有国家大事正在处理中，官员却看到他正趴在地上跟几个侍女斗蟋蟀，就拍拍贾似道的肩膀说：“这难道也是国家大事吗？”贾似道玩得正起劲，根本不当一回事。

襄阳沦陷，朝野震动。贾似道推卸责任于襄阳守将，处以革职了事。贾氏专权的腐败使元世祖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蒙古军伯颜部沿江东下，直取南宋首都临安。贾似道迫于舆论，于德祐元年(1275)抽诸道精兵十三万出师应战，二月间在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江中）与元军遭遇, 宋军全线崩溃，贾似道乘单舸逃奔扬州。南宋灭亡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群臣请诛贾似道，贾似道被贬流放，不想贾氏戴罪流放时派头非凡，大小车辆鱼贯，妻妾仆佣成群。

当时负责押送贾似道的官员是会稽县尉郑虎臣，是被贾似道害死的太学生郑东的儿子。郑虎臣身负杀父之仇，更痛恨贾似道祸国殃民，主动揽上这谁都不愿接的差使。郑虎臣满怀家仇国恨，一路强迫贾似道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散施得一干二净，仆佣也被郑虎臣全部赶走。但任凭郑虎臣千般呵骂，贾似道就是赖着不肯死。

行至福建漳州木绵庵，郑虎臣终于不愿再等待，愤怒挥起铜锤砸烂贾氏头颅，贾氏两个儿子也一同被击杀。这正应验过去一位僧人给贾氏的预言：能得好休时不愿好休，开花结子在绵州。既然一路上都不肯自觉找死，那就只有得到恶休。终于开花（脑袋开花）、结子（结果两个儿子）在绵（木绵庵）州！

洪秀全从小聪明，极受宠爱，从十六岁起就开始担任私塾老师，在农村比较受人尊敬。他自视甚高，也有极高的自我期望。但由于才识所限，即做不了忠臣良将，又不能成为恃才傲物的狂生、名士。可以看出他的德性与受教育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一连考了四次，都没有获得最低级的秀才身分的原因。他心胸狭隘而自以为高明，稍遇挫折即心理变态，他的聪明伶俐仅限于利用封建迷信鼓惑民众造反上，但以他的品德、才识与作为不可能成为什么革命领袖，而只能是现代李宏志、麻原彰晃一类的邪教头目。只能是个乡村陋儒与狂人。他自以为自己是神圣天子，却言行猥琐鄙劣；本来就是愚蠢辈，却不甘安分守已，只能在愚民群众面前自称是“古往今来独一真主”，正如此节“狂妄而不直率真实，肤浅幼稚而不谨慎忠厚，没有一点见识却又不真诚”。他的风云一时，是利用了满清王朝的腐败，利用了人民渴望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愿望，他的失败，在于无知狂妄、德才俱欠的劣根性。他不象他的对手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子，一个有统军治政之才的大儒。洪秀全的一生正应了宋朝富弼所说：“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

南宋贾似道原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无才无德也无功，不过是靠同父异母的姐姐贾氏因长相出众被理宗皇帝封为贵妃。而成为贵戚。权力使小市民那本是拙劣的狡诈弄奸手段无往而不胜，使贾似道依靠欺骗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贾似道本是个毫无军事才能又十分怕死的胆小鬼，却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谎报军情，排除异己，瞒上欺下，独擅朝政，权倾中外，代价是国家因为这位贾丞相的权威彻底毁灭。

中国2500多年历史中，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只要是贵族或大官僚的后裔，只要是既得利益集团中裙带关系或派系之一员，不管有才无才，无论好人坏人，甚至“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的卑劣小人都可以无功受禄，没有机遇可攀登高枝的狡狯细民，就频频出现如洪秀全、李宏志、麻原彰晃一类的邪教人物，他们的出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制度使然。

洪、贾这两个丑角人物证明了缺乏真诚信义的人格，缺乏诚与敬的修养，就算假借任何机缘，能够披上绫罗绸缎，乃至坐上金銮殿，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物。就算历史将这样的人物推向前台，也只能演绎衰败荒诞的人间悲剧。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狂妄自负而不直率真实，肤浅幼稚而不忠厚朴实、谨慎为人，没有一点知识而平庸无能却不真诚。面对这类角色，孔子说：“吾不知之矣”，虽富且贵亦不可教也!

反观唯钱唯权、道德滑坡的人心世态倘若不能改变，贪官污吏与先富起来的肉食者们得快活且快活的极端生活，“哪管死后洪水滔天”。诚实信义不占便宜的人被看做傻子，长此以往，这个社会也正是不可知之了。

【原文】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解释】 

先师说：“治学就像追赶不上那样，又会担心失去什么。”

【评析】

“学，然后知不足”因此才能体会“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人生情趣。庶免一生“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的笑剧。没有雄健的国民，就没有富强而伟大的国家，全民兴学，才可能民强国富而复兴中华。

【讨论】

学无止境，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能够体味“学而时习之”的快乐从而“学而不厌”。就像追赶什么东西似的惟恐赶不上，学到了的知识与技能还担心会有遗忘与荒疏。必然能够从读书治学及社会生活的为人处世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也必然能够享受“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的充实、高雅的精神生活。并以此领悟人生之道。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位读书迷，终身勤奋好学、读书不缀。1896年，他在伦敦蒙难脱险后，每天都到英国博物馆图书馆读书。回到住处，晚上继续读书，累了伏案小睡，醒来又坚持攻读。孙中山先生说：“除了革命，我的嗜好就是读书了！我一天不读书就不能生活。”他读的书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医学、天文和地理等，范围极广。即便是在生病之时，他枕边也推满了书，直至辞世为止。

当然我们不能象过去一样，将“学”之一字简单地看作狭义的“读书学习知识”、“理论学习与研究”，“学”之一字，更应包含体验现实生活、从事各类工作技能的训练与发挥、汲取他人的经验与教训等等内容。这些都可以称为“治学”，我们更愿意将“学”之一字视为广义的人生学习。

一位理疗医师对他的学生说，对于理疗而言，高手与庸手所用的手法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不同是，高手通常能够关注到普通的理疗技师所不能注意到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往往与理疗技术程序本身没有什么关系。需要从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在与患者的交流中有意地、主动地、仔细地去观察，去体会、去总结。并且勤于动手及思考。

三国大将吕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佳话、大清名臣曾国藩的功勋，都离不开孜孜不倦、勤奋不懈的学习。

不过，我们时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学习有什么用？学会怎样赚钱才有用----李嘉诚小学毕业，不照样是世界华人首富？”今天的人们无形中已经将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记者问及李嘉诚的成功究竟几分靠机会、几分靠努力？李嘉诚说，在他当学徒的时候，不管工作多么辛苦多么劳累，他都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因此每天都有提高，而看到不学习的同事每天都一样。

“信息爆炸”且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不及时“充电学习”，时刻都会落伍。越来越多的在职人员边工作，边进修，那种还依然陶醉在“六十分万岁”之中的在校生也不得不清醒领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现实意义。信息社会使知识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各个行业领域都需要不断学习，不进则退，学艺不精则会被无情淘汰。至于“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一曝十寒”与不学无术也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医药学领域的朋友对“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内涵当有深刻体会，有相当多2004年以前的医药学文献已经称为陈旧，一些观念不断被更新，有些理论甚至被否定。以统编教材为例，第四版《外科学》基本没有显微外科的论述，第六版教材中显微外科已经有专项的章节，显微外科技术不数年间已经成为常规技术。

选择学医就意味着选择不断的艰苦学习，北京同仁医院的一名教授在讲述她的工作生活时说：“无论多忙多累，每天早上一小时的看书学习时间必须保证。”疾病谱不断发展，促进医药学也不断发展，医药学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异常迅速，因此需要终身不断的学习与后续教育。这是医疗行业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具有垄断性与封闭性行业的原因之一。

一位国际跨国集团公司总裁全面巡视中国分公司后，失望对中国分公司的全体中外高层管理者地大谈了一通学习的重要性，他尤其郑重地告诉他的中国干部们，没有学习意愿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一时间总经理尴尬不已，在场的干部们面面相觑。把是否有学习意愿看成是衡量管理者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并不只是一两个跨国企业总裁的心血来潮，而已经是国际上管理者的共识。

不过至今相当多中国企业的相当多数管理者主要不是依靠管理才能才拥有管理者的职位，他们能否继续任职也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勤学而有能力。然而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已经不只是凭借各种官商结合的关系来同本国企业进行竞争，而越来越直接介入诸侯争雄般的国际竞争中。

由51位世界顶尖管理大师的文章汇编而成的《未来的组织》（THE ORGANITION OF THE FUTURE ）中写道“最理想的雇员是具有能力及勤学好思的人。学习过程正是开始于受雇之日。优良的雇员将把日常学习作为个人及公司成功的关键要素。”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知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倍增和传播，如果一个管理者没有学习的热情，整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但固有知识及惯性思维会停滞僵化、陈旧淘汰，而且眼光和心胸越来越狭隘，反应越来越迟钝。一个企业如果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进步，随时都可能被淘汰。企业要进步，没有管理者的学习提高和进步是不可想象的。

《礼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三国时韦昭“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堪称是三国时代东吴首屈一指的史家，而他主编的《吴书》也成为《三国志》中吴国史料的主要来源。他著有名文《论博奕》中开篇说：“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故勉精厉操，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笃，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然后知不足。”只有在不断的对知识充满兴趣，并且不断积极进取，才能知不足，进而不断提高。正如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正是珍视生命、怀抱理想，才会更加珍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人生学习，以免到死也不过是个“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的庸俗之辈。因此《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国家民族要进步，在于全民觉醒，重学重教方能强民强国、复兴中华。

【原文】 

8·18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8·21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注释】 

8·18节

巍巍：崇高、高大的样子。

有：《玉篇》：“有，得也，取也。” 

与：《说文》：“与，党与也”，有结党营私之意；徐仲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大字典》中，“与”字的第十二义项有“争”、“战”之意。今本注兼取二义。

8·19节

则：效法之意。《字汇》：“法、则，效也。”

荡荡：广远之意。

焕：光明灿烂之意。

焕乎其有文章。李炳南先生说：“文，是各种事业。章，是一事有一事之规矩，有章不乱。太平无事，民众安然受其恩泽而不知。”史书记载，尧帝出游庸衢，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时人民安然自在，可想而知。”

8·20节

舜有臣五人：传说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人。契：音ｘｉè；陶：音ｙáｏ。

乱臣：据《说文》：“乱，治也。”此处所说的“乱臣”，应为“治国之臣”。

唐虞之际：传说尧在位的时代叫唐，舜在位的时代叫虞。 

斯：指周武王时期。   

有妇人焉：指武王的乱臣十人中有武王之妻邑姜。 

三分天下有其二：《逸周书·程典篇》说：“文王令九州之侯，奉勤于商”。相传当时分九州，文王得六州，是三分之二。应该说，周文王时周国已经获得大多数诸侯的倾重。

8·21节

间：空隙的意思。此处用作动词。 菲：菲薄，不丰厚。致：致力、努力。 

黻冕：音ｆǔ ｍｉǎｎ，黻冕：黻读服音。古时天子临朝或祭祀，所穿的礼服名为黻，所戴的礼帽名为冕。《尚书益稷》中说礼服的上衣下裳绣以日、月、星辰、宗彝、黼黻等十二种文采，名为“十二章”。黻是用两个己字相背而成，一个己字绣成青色，一个己字绣成黑色，黑与青相次而成黻文。黻“在十二章”最后，因此就以黻字代表礼服。

沟洫：古时井田制，井间有灌溉水沟，大沟名为洫，沟洫代表农田水利。 

【解释】 

8·18先师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得到天下政权不是依靠结党争夺而来的。” 

8·19先师说：“伟大啊！尧这位君主!崇高啊！唯有运化万物的天道最为高远博大，唯有尧帝效法天道的法则。他的功德广大啊!人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语来称颂他。崇高伟大啊!他所创建的隆盛的功业；光明灿烂啊!他所创立显赫的文明！”

8·20虞舜有贤臣五人因而治理好天下。周武王说：“我有治理国家的大臣十人。”先师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后以周武王这个时期人才是最盛。十个大臣中有一个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个人而已。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事奉殷朝，周朝的功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8·21先师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他的饮食很简单而隆重祭祀表达对鬼神的敬意；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而祭祀的礼服礼冠却很华美，他自己住的宫室很简陋，却尽力修治水利，建设农田排灌系统。对于夏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评析】

由孔孟儒道阐释的中国传统概念中的政治文明，除了经济、科技、军事以外，还强调道德文化的建树。真正的政治成功，是靠恭谦礼让的诚敬精神，尊重人才、勤俭奉公、举贤任能等等功德业绩以福利天下而创建，并非如后世封建王朝企望急功近利、虚伪浮夸、暴力淫威来维持长久的统治。

【讨论】

在先秦时期， 儒家、墨家“显学”皆以尧舜为号召。尊奉尧就为古昔圣王，既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楷模。

尧遂成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业绩。尧舜禹三代禅让天下的开明政治，以及周文德政与周武革命，开创中华文明的辉煌局面。因此儒家进一步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于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

十九世纪20年代， “五四”运动中涌现的疑古学派之巨擘顾颉刚认为，《论语》中对尧舜的记载为最早而，《尚书》中的《尧典》则出现在战国时期；由此推断，尧舜故事出现在东周末年，尧、舜、禹禅让天下的事迹纯属编造。认为春秋初年人们所知最古的领袖人物是禹，而没有尧舜。因此就如钱玄同所说，尧是“无是公”、“乌有先生”，根本没有这个历史人物。

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运用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来研究关于尧的传说，指出尧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此时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已结成部落联盟，尧是由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产生的联盟首领。传说中尧与四岳讨论治水人选和继任人选，在一定程度反映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情景；尧禅位于舜，是原始民主作风的遗存。恩格斯曾指出，在这个阶段每个文化民族都要经历自己的英雄时代，而尧、舜、禹正是华夏民族的英雄人物。

8·19

尧是《尚书》开篇首载的仁君，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被炎黄子孙尊称为“三皇五帝”之一。尧执政时期制定夏历、推广水井、促进农耕、在政治上设立诽谤木以听取各方的批评、实行民主选举与禅让制度，开启了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文明。

《尚书》和《史记》记载，尧姓伊祁氏，名放勋。曾先后被封为陶候和唐侯，因而又称陶唐氏。亦称唐尧。尧的父亲是黄帝曾孙，在位执政70年，卒后由尧之异母兄挚继位。挚在位9年而不能胜任，禅让于德才非凡的尧。

尧即位后使政务井然有序 ，因此政治清明，天下安宁，世风祥和。我国流传最早的歌谣《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讴歌的就是帝尧时期太平盛世的安逸生活。

《尚书·尧典》记载尧执政时首次制定历法，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叫“敬授民时”，他与他的臣工们通过大量的勘测工作，确定以366日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劳动人民就能够依时按节从事生产活动。促进了华夏族农耕文明的进步。

《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派后羿杀死那些野兽，并射落九日。尧不但文治昌明，而且武功显赫，他曾亲自出征作战，讨伐南方蛮族，《吕氏春秋·召类篇》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晋代崔豹《古今注》中记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对于华表，《辞源》中的解释为：华表，亦称桓表，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相传帝尧时代，尧为鼓励臣民上谏，在宫殿前面的交通要道上立一木柱，起名诽谤木，让人们把意见写在上面或者敲击诽谤木，尧王便出宫接待听取意见。诽谤在帝尧时代是大胆提意见的意思。现在则专指诬蔑、不实之辞。臣工向帝王报告叫“奏表”，因此诽谤木也称表木、谤木。后来随着朝代的更替，诽谤木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华表，成为建筑的装饰和权力的象征，失去了最初纳谏的美德含义。追溯华表的由来，人们感叹的是早在4500年前，上古尧帝就有如此开明的政治作风。

尧的传说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通过多年的考察，证明舜的能力与品德确实可以承担领袖的责任，于是尧就禅位退居，28年后去世，“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这样的领袖人物确实值得赞叹。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宣传部副部长乔忠延评价道：“帝尧可以说是中国的文明始祖，对上他继承了炎帝黄帝的农耕，对下呢，他在发场光大文明的基础上，也就是进一步推进农耕的基础上传承给了舜和禹。他钦定历法、推广水井，他设立诽谤木，至于尧舜禅让，可以说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千古美谈，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民主，由于帝尧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或者说在文明的进程中贡献很大，因而历代的皇帝尊崇他、祭祀他，不仅汉民族这样，少数民族也是这样，元代曾经立过一块碑，就是说在平阳这个地方祭祀帝尧，人们一直祭祀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尧那个时候充其量也就是农耕文明，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尧的文化里面也就是它的文明里面，包含了创新精神。在中国封建时代，人们心目中最完美的帝王是唐宗宋祖。而在当年的唐宗宋祖心目中，他们效仿的榜样就是上古时期的帝尧。正因为帝尧的存在，中华政治文明的源头才显得那么纯美，那么辉煌……”

8·20

所谓“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指禹、稷、契、皋陶、伯益五大臣。根据《史记》、《尚书》等记载，将他们的事迹简述如下：

后稷是个出身民间而精通种植技能的人物，帝尧推举他做“农师”。后稷辛勤地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家家户户都有了丰盛的收获，他是周朝的始祖；

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帝舜任命他为司徒来教导老百姓，并封契于商，他是商朝的始祖。

皋陶是东夷族首领。传说舜时被任为掌管刑法的官。禹继位后按禅让制举荐皋陶为他的继承人，并让他处理政务，但皋陶先于禹亡故，未继位。后来禹又举荐益为继承人。

伯益又名大费。古代东夷族首领少昊之后，系嬴姓诸国的受姓始祖，也是后世秦国王族世系的始祖。善于狩猎与畜牧而被推为虞官，负责治理山泽、草木、鸟兽，伯益又辅佐大禹治理水土、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凿挖水井。他曾告诫大禹，凡事要有前瞻性，要虑事周全。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过度游乐享受，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不要违反民意而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能懈怠，政事不能荒废，谦虚会受到益处，自满能导致失败，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伯益建议德武相济、恩威并施，感动了三苗部族而终于归顺。伯益还将跟随大禹治水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草木鸟兽、奇风异俗、轶闻趣事记录下来，成为《山海经》的素材。有关史家认为大禹有意禅位于伯益，但大禹之子启取得继承权。从此，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禅让制度亦被世袭制取代。

所谓“吾有乱臣十人”是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和邑姜这十位贤臣。其中邑姜是女性，即孔子说的“有妇人焉”。她是姜太公之女，周武王之妻、周成王姬诵和唐叔虞之生母。周武王去世后，邑姜以母后的身分教导年幼的周成王，尊重大臣，爱护人民，成王早逝，邑姜又教导年少的康王。初创的周朝不但没有败亡，而是更加稳固、兴旺、强盛。周初的国泰民安，固然是文武大臣辅弼之功，而隐身在宫帷之后邑姜也起了重大作用。但对于周武王而言，邑姜大多处于帝国第一夫人的贤内助的地位，并非直接站在政治前台处置军政事务，她的品格与才华是在武王去世后才表现出来，因此孔子说“九人而已”，并非如近数十年的人们所认为的孔子有轻视女性的倾向。

孔子说人才难得，周文王时以德治国，尊重贤士，许多贤士投奔到周国，已经是人才最盛的时期了。但也不过只招揽到九个能够经略天下的贤臣而已，还有一个是女性呢。

周文王依靠这些人才对内对外实施德政，在国际上赢得相当好的荣誉。诸侯都来请他裁决争端。当时虞国人和芮（ｒｕì）国人发生边界争执，就一同到周国来请求周文王的仲裁。进入周国境后，发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还有谦让长者的民风。虞、芮两国发生争执的人惭愧地说：“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周国人以为羞耻的，我们还找西伯干什么，只会自讨耻辱罢了。”于是各自返回，都把田地让出。诸侯听说了这件事，都说：“西伯恐怕就是那承应天命的君王。”

当时商纣以淫威暴恶强迫各诸侯国进贡大量珍宝供他享乐，以至于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天下诸侯有三分之二都倾向于为政以德的周国，但因为朝歌政府还是有一些贤臣在守护商朝，商纣还没有完全地失去人心，因此作为臣子的周文王、周武王还是要对商纣尽臣子的礼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

直至商纣将敢于进谏的忠臣残杀殆尽，他的暴政已经令天下人难以忍受，周武王才领导已经受够商纣威迫盘剥的诸侯组成不过五万人的联军，奇迹般地一战击溃七十多万商纣军团，这是因为商纣的暴虐已经到了人心离散的程度，被迫上前线的数十万奴隶们发动哗变，反戈一击帮助诸侯联军进入商朝首都朝歌。

周朝建立以后，武王命毕公释放关押在囚牢里的无辜百姓，命令南宫括散发鹿台的钱财和钜桥的粮食来赈济贫弱的民众。推行一系列德政，使周朝在成王、康王的时代出现天下安宁的局面，据说有四十馀年不用刑罚，早期也出现了周穆王等一些很有作为的君王。姬姓一族从始祖后稷开始，积累了数代人的功德，赢得天下归心，才终于击败暴纣，成就了八百余年的周朝基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长久的王朝。正如孔子在《易经》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可以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虽然十几代后周王室丧失了强大的力量，却还能保有天下共主的地位，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受到一些诸侯国的尊重而没有立即被灭亡，在传统的观念中，周朝一共三十二代三十七位君王，历时八百多年之久，都是往代先辈的功德余荫福泽所致。虽然周武王以下犯上讨伐商纣，是吊民伐罪、除暴安良而无损于至德。所以孟子梁惠王篇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孔孟儒道以天下民生为本的革命精神。

8·21

在大洪水时期，西方人只能到上帝所赐的方舟中躲避，而东方中国人却有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传说，这体现禹的奉公忘私的精神。禹为天子以节俭为特色。他的饮食菲薄，衣服粗恶，宫殿卑陋，自奉甚为俭约，但对朝政大事、国计民生丝毫不加吝惜，祭祀办得隆重，礼服十分美观，更注意水利，特别尽力修整田间沟渠，以利农业。可见节俭是为了治国安民。

大禹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第一位杰出的卓有成效的治水专家。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禹治水的精神和成绩，使他成为当时华夏族的英雄。他被推选为炎黄部落联盟领袖的继承人，禹接替了舜的职位。他注意农时，发展生产，克勤克俭，埋头实干，部落联盟日益强盛。为了扩大疆域，禹对三苗部族进行兼并战争。政治势力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由于战争的胜利，禹的个人权力也远远超出了在部落联盟中行使的范围，开始向君主转化。他举行了建国典礼，国号曰夏后。这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诞生了，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

这时的国家已经有了军队、官吏、刑罚、监狱等公共权力。禹实行分封制度，如封尧的儿子丹朱于唐、舜的儿子商均于虞。他不断到各地巡视，他召集各方诸侯到涂山聚会，把诸侯、方伯进献的青铜，铸成9个鼎，用来代表九州万国，成为统一的国家政权的象征。禹晚年来到了会稽山，举行祭祀天地祖先仪式。南方部落首将领地之一的防风氏迟到，而且态度傲慢，禹行使君主的权力下令将防风氏斩首。大会结束后，禹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不久，死于会稽。他的儿子启袭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创了王权世袭和帝王家天下的先河。从此，原始社会宣告结束，奴隶社会开始了。

8·18

“舜禹之有天下”是靠着早期良好的民主政治选贤任能而提名，并且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考验，他们的品德与才华获得整个部落联盟的认可，最后才能继位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不是如后世政治野心家依靠阴结死党，策动叛乱。用阴谋与血腥暴力来夺取。尧、舜、禹、周国姬氏王族都是以德为政，尊贤纳士而成就功业。

根据历史的事实，民国时代的佛教大师释印光法师在《明因果之事》中谈到：“如商周之王业，实肇基于稷契弼舜佐禹之时”，认为舜处理政务时，稷帮助天下百姓发展农业，大禹治水，契、伯益也在治水与其他政治事务中作出相当大的贡献。这四个人合作，共同完成普遍恩泽人民的事。因此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功德，使他们的后代分别建立起夏、商、周、秦四个朝代。禹是夏朝的奠基者；契、弃、伯益分别是商朝、周朝的远祖、秦朝的远祖。实在是为天下民生服务而积累功德所致。

中国传统概念中的政治文明，除了经济、科技、军事以外，还强调道德文化的建树。孔子在这四节中极力赞颂尧、舜、禹、周武王的政治业绩，指出他们的恭谦礼让、尊重人才、勤俭奉公、举贤任能等等功德业绩，而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不少贵族拼命追逐权力、地位和财富、骄奢淫逸、醉生梦死，无视人民生活和国家政治，孔子不但是在缅怀往代的开明政治。也是在向当时及后世统治者提出警告。真正的政治成功，是靠诚敬精神以福利天下而创建，并非如后世封建王朝企望急功近利、虚伪浮夸、暴力淫威来维持长久的统治。与本节相对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无道暴政的历史教训。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节  终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注释】

才之美：美修饰才，是形容词后置。

使：假若、如果。

吝：“贪婪、非分贪求”之意。《方言》十：“凡贪而不施或谓之悋。”台湾高树藩主编《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贪曰吝”。《三国演义》：“楙(夏侯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后汉书黄宪传》：“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因此本注赞同古棣先生等编辑的《孔子批判》一文中采用此意。

【解释】

先师说：“一个人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婪，其余的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评析】

德才兼备甚难两全，但骄傲与贪婪的恶德通常会玷污优秀的才能，还能将光荣与成就悉化为耻辱甚至罪恶。

【讨论】

周公姬旦亦称叔旦。是中国西周时代著名政治家与军事领袖。并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有着“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勤政、谦逊的美德。有着辉煌的军政业绩与文化成就。他一生的行状与成就是此后中国历代大臣心目中的典范。

大多数的注释都认为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有周公那样的美妙才华，假使他因此骄矜而且吝啬，那么其它方面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还有的注家认为“吝”有对人态度苛刻的含义，为人苛刻尖酸，确实会自蹈覆败，比如姚式川先生在其《论语体认》中举项羽自矜武勇、不舍得封赏功臣、又不听忠言最后众叛亲离而失败为例证。确为一家之言，不过，项羽也仅是武勇而已，其才未见“美”于周公。

但通过对“吝”之字义的考察，发现“吝”还有贪婪的含义。并且观察历史，不见得吝啬有什么大过失，从上到下力行节俭的时代总是逐渐走向繁荣强盛，倒是“贪婪”导致的腐败最容易把国家推向灭亡的深渊。“贪婪”也更易于导致个人的失败。因此本注认为古棣、戚文、周英等先生共同编辑的《孔子批判/下/<论语译说>》中采用“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婪，其余的也就不值得一看了”的解释是更加符合历史经验的。

《和珅列传》记载，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贪官和珅少贫好学，仪表俊雅，他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他的才华使他深得乾隆的爱重而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谄附。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和氏擅政20余年，升迁47次，公然勒索纳贿，又排斥异己，致使吏治败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正月十三，嘉庆皇帝继位，当即宣布和珅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有些珍品比皇宫的藏品更为精美，贪银8亿两，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贪没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15年至20年的岁入。民间戏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氏以其贪污与擅权之罪廷议凌迟，后改赐狱中自尽。其子丰绅殷德因娶了乾隆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而得免连坐。

和珅是十八世纪首富，和珅的大名曾在2001年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他的才华不可谓不“美”，他个人固然身败名裂纯属罪有应得。然而由于他引发的贪污腐败寝成政治痼疾，加剧了清帝国阶级矛盾，给清帝国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嘉庆尚未宣布正式继位，川楚陕边境地区、川、楚、陕、湘、豫、甘等省先后连续不断地爆发波涛激涌的白莲教大起义，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13年10月8日(清仁宗嘉庆十八年九月戊寅)北京白莲教分支之一天理教首领林清所率起义军悍然以大清皇帝为目标，径直攻入紫禁城。天下为之震撼，嘉庆帝承认：此乃“汉、唐、宋、明之所未有”、“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和珅也算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他确实可以恃其美才创建一代勋业，他确实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他利用乾隆皇帝的厚爱，擅专大权，骄横跋扈，贪得无厌，灭身误国，使一生功过悬殊难较，他用贪婪、骄傲的恶德玷污了他优秀的才能，将光荣与成就悉化为罪恶与耻辱。诚可谓“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原文】

8·12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注释】 

三：多之意。

谷：“谷”的繁体文是“穀”，但它们是两个字，意义也不一样。古代的“谷”多指“山谷”、“山间水流”等。必须注意本节中的“谷”，在当时应是繁体文的“穀”。字义为谷类植物或粮食作物的总称。《说文》：“穀,百谷之总名。从禾,穀声。百谷者,稻粱菽各二十;蔬果助谷各二十也”；《诗·豳风·七月》：“其始播百谷”；《新五代史·冯道传》：“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本注引申为“食禄与实惠” 《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有“邦无道，谷，耻”在本句中意为：“俸禄”。《荀子王霸》：“谷禄莫厚焉”。 本节中可引申为“食禄”及“功利”。

【解释】 

孔子说：“多年的治学修养，不是为着食禄功利着想，是不易做到的。” 

【评析】

     古中国国民教育或者个人治学修养的传统信念，在于成就一个完整的人，不但拥有知识与才能，还须拥有博大的心灵、坚确的信念、温柔敦厚的情感、高远的理想与中庸的智慧。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能够超越世俗功利欲望、追求生命真理的坚韧精神。

【讨论】

学而致“穀”本无可厚非，子张求学于孔子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干禄”，为了谋求生活，学些找份工作或者找个小官吏当当每月挣取禄米以养家糊口的本事，孔子本身在十九岁前也曾为生存做过些粗贱的工作，当然能够理解，但并非仅停留在谋生技能的传授上，而是教导他为人处世的智慧原则。

我们阅读《论语》，就会发现《论语》的末篇《尧曰第二十》几乎是在孔子与子张师生对话之中结束的，在整篇《论语》中，从头至尾，都体现子张是个好学善思的有理想有节操的人物，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可见他接受了教育之后，不是单纯为着赚钱吃饭而学习了。

子张先后向孔子问“善人之道”、问“仁”、问“达”、问“明”、问“政”……他所询问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干禄”的范畴，显示出他精神生命的成长与升华，显示出他的智慧逐渐成熟。并不是一个象今天那些只懂得做些表面学问来谋求各种实际利益，甚或借学术之名沽名钓誉、唯利是图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他有“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的信念，他斥责“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的“叶公好龙”式人物，他有“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智慧与气度。他也独创学派，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的为学，终于脱出狭隘现实功利主义的拘囿，他接受教育从而摆脱细民器局、达成自我生命的升华。这是孔子教育理念与方式的成功。

范进将自己20到54岁的青春都押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听闻自己中举后立刻就喜极发疯，34年的折磨摧残与穷困潦倒，34年的腆颜偷生的辛酸屈辱，都藉一“疯”而爆发渲泄。吴敬梓先生以极辛辣的笔锋讽刺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今天的大学生心理问题严重，并且为各种原因而自杀的现象屡屡出现，高科技犯罪的水平也令人不可思议，让我们思考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宗旨到底何在？

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不免遭遇功利主义的挑战，任何染上功利色彩的东西，都不免走样，能够摆脱功利的影响，怀着远大的目标去进行学习，或者纯粹是为着爱好而学习，才能真正登堂入室，达到学习的至高境界。无论是习武，还是治学，或是艺术，都是如此。金钱地位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取向。

无论教育理念如何高明，假若实质上导致接受教育者的目的仅仅是考上重点院校、混张好文凭、找个好工作、赚大钱，那么这样的学习，即与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的动物觅食行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可以说是对文化与教育的践踏与侮辱。这样的教育与学习，好比子夏所说的“小道”，虽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我们可以想象，如爱迪生、陈景润这二位杰出的大师若生在今天我们这个环境中，一定是两个一无是处的白痴。他们不会被世人认可，人类世界也会平添巨大的历史遗憾。

教育或者接受教育，根本目的应当是为了成就人的品德，建立人的信念，所有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与训练，也都围绕这个目的而展开，无论是《礼记学记》的精神、或是《大学》的理念，以及“四有新人”的教育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目标。科举教育与应试教育等变异了实质而导致国民精神衰退的所谓的教育，同样都是摧残人类精神进而导致社会倒退的东西。

浙江大学高分子物理学系郑强教授的激情演讲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教育、学习是为了什么？……”

    “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

“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谷还有善、好之义。《诗经陈风东门之枌》：“谷旦于差”；春秋诸侯谦辞自称为“不谷”即“不善”。《左传成公四年》：“齐侯曰：‘岂不谷是为？’” 《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此本注还有另一种解释，是说“多年的治学修养，还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不容易做到啊!”诚如郑强教授所说，摆脱功利心理，培养坚韧精神，做一个完整的人，不但拥有知识与才能，还有着博大的心灵、坚确的信念、温柔敦厚的情感、高远的理想、中庸的智慧，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但这是古中国教育或者个人治学修养的传统信念。古棣等先生编辑的《孔子批判/下/<论语译说>》作出此解，可备为一说。

【原文】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注释】 

笃：《尔雅·释诂》：“笃，固也”，坚定之意。

信：信念、信仰之意。

见：音ｘｉàｎ，同现。

【解释】

孔子说：“坚定信念并努力学习，守护正道以至于死。不进入危亡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山；天下无道就归隐。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 

【评析】 

真正的士子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而生死不渝，无论身处何种地位，无论国邦治乱安危，都不忘一已良知而为国家民族恪尽责任与义务。

【讨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念中，人生之“道”，有入世进取建功立业之道，也有出世隐逸追求天人合一的性命修炼之道。无论作出哪一种选择，都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丰富的学养与人生的经验。并且始终坚持、至死不渝。至于出世与入世的抉择，正如《孟子·尽心》所诠释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人生理念共为后世精英士子奉持为人生奎皋。

孔子根据周朝的创建史推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回溯周朝建立之前，周国姬氏王族确实孜勤奋勉地以数代精英的努力积累德政，如周文王姬昌初撰《周易》，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要典之一；周武王姬发会集诸侯以弱击强，推翻商纣暴政，取而代之，创建西周王朝；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奠定周朝政权与文明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从古公太王经营周国到武王创建周朝及周公执政这一段时期堪称精英政治时代，讲信修睦，选贤任能，以德治国，使政局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风气淳良、崇礼尚德，对外邦交敦睦、诸侯仰慕，经历数十年德政而最终赢得天下。古往今来，也只有这样的社会环境，社会中每一分子才能有机会发挥出的自己的才华，为国家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贡献。

天下无道，时局动荡、人心险恶，国家危亡动乱，大多数有志之士都谈不上什么“兼善天下”，不但不能够实现报效国邦的理想，设若不幸，“独善其身”也不可得。如箕子、比干、嵇康等贤人志士般遭遇池鱼之殃乃至杀身之祸，比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的忠义气节与千秋荣誉，可谓“无道”也见，固然是他们基于信念而作出的选择，也实在是政治腐败而国家衰乱的悲剧所导致。

中国历史上不乏“选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腐败时期，学通于人天之际且品格正直的士子，即使志向远大、豪气干云也不能有任何作为，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隐逸市野林泉。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笑傲乡间，潜藏志气全力追求人天合一之“性与天道”以终其身。北宋著名士子、道家华山派祖师陈抟《归隐》诗道：“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授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看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中国本土道家隐士文化，为后世启发了纯粹自然主义的生命世界。

在孔子以前相当长时期内，“六艺”等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多被统治阶层垄断。即使孔子当时民办私学已成风气，但教育仍不能普及于全民，知识分子少得可怜，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若真有延揽精英、富民强国的诚意，还真有可能做到“野无遗贤”，真正的士子获得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富贵二字不成问题。否则即是自身的耻辱与国家的损失。反过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个士子不立意解救天下苍生的苦难，反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阿谀权势以邀富贵，即是人格败坏的无耻之徒。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明哲保身以待时机的生存智慧，但今天的我们无法享有孔子时代那样随意跨国迁居的条件，我们的祖先父母，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居住在这九百六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对于今后的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适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选择为生育我们的父母之邦恪尽一分子的力量，为着祖先父母，为着我们这一代，也为着往后的世代。

今天的时代环境，为每个个人提供了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发达的互联网络可以将任何一种声音传遍世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展现或者隐逸唯问个人志趣而抉择。无论隐显，都不能缺少德性与知识、技能的修养。并且人之所以有别于地球上其他脊椎型哺乳类动物，乃是人类有着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精神与智慧，以及不被任何艰难困厄所拘囿的意志，有着更博大而高尚的生命追求，因此“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是值得永远提倡的精神。

【原文】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8·15 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注释】

师挚之始：师挚是鲁国的太师。“始”是乐曲的开端，即序曲。古代奏乐，开端叫“升歌”，一般由太师演奏，师挚是太师，所以这里说是“师挚之始”。 

《关睢》之乱：“始”是乐曲的开端， “乱”是终曲，是合奏乐。此时奏《关睢》乐章，所以叫“《关睢》之乱”。 清儒刘台拱《论语骈枝》：“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礼记/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是为一成。始于升歌，终于合乐。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周礼/太师职》‘大祭祀，师瞽登歌。’《仪礼》：‘燕及大射，皆太师升歌。’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周南》、《关睢》、《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菽》凡六篇。而谓之《关睢》之乱者兴上以该下。升歌言人，合乐言时，互相备也。洋洋盈耳，总叹之也。”

洋洋：指乐曲美盛的样子。盈：满。

【解释】

8·14孔子说：“不在那个职务上，就不考虑那职份上的事。”

8·15孔子说：“从太师挚演奏的序曲开始，到最后演奏《关睢》的合乐，丰富而优美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

【评析】 

在社会生活中，在政治生活中，如同音乐制作与演奏，每一个人就象一个音符，一件乐器，明智地各立本位，恪尽职责与义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不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或者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更不是明哲保身的驼鸟策略，而是正确地对待职权、责任与义务的关系。

【讨论】 

近数十年来的某些人未能觉察封建统治者蓄意的歪曲改造利用，不由自主地迎合历代专制统治者的立场认为本节“涉及到儒家所谓的‘名分’问题。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则有僭越之嫌，就被人认为是‘违礼’之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要‘安分守己’。这在春秋末年为维护社会稳定，抑制百姓“犯上作乱”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对后世则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对民众不关心政治，安分守礼的心态起到诱导作用。应当说，这是消极的。 ”近数十年来的这种解释与封建君臣的专制意识一样，是换一个角度进行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与践踏。让我们深深领悟“真理一旦被歪曲就会成为谬论”的道理。

倘若今天我们继续顺着封建君臣的意向歪曲错解这一宝贵的社会生活经验，认为这是提倡“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导致公共良知冷漠的最大原因，因此今天无人见义勇为而小偷猖獗、车祸伤员倒卧路旁无人救助、消费者无意参加听证会出租车价格暴涨、无人愿意捐建“希望小学”而每年多产生数万计文盲、贪官污吏只手遮天为所欲为……把一些不合理现象悉数归咎于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认为这是对不合理社会现象不作声不表态不管闲事的无言的默许……则是扎扎实实地心甘情愿地上了封建统治者扭曲文化愚弄百姓的当，顺便使自己也成为现代愚民，甚至成为破坏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罪人。

孔子一生只有在壮年时代担任过数年的鲁国曲阜的行政长官，以及在晚年时担任鲁国最高政治顾问，但他无论在位在野，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不良政治以及政界人物的批评。可谓经常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但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是在体制规范内合理地“批评”、“建议”、“研究”。他的“不谋”是反对基于狭隘理念与偏激情绪而不顾大局、不顾体制规范的任意越权擅专。

《史记》记载汉丞相陈平对孝文皇帝说：“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孝文帝问：“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于是“孝文帝乃称善。”还有汉丞相丙吉不问人命问牛喘的典故，都充分反映了各尽本职责任，不事越权擅专的精神。

《三国志》记载，在司马懿接见诸葛亮派来挑战的使节时，顺便打听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 司马懿明确判断说：“亮将死矣。”诸葛亮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不仅仅阻碍了各司其职的部属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也阻挡了人才的归附。诸葛亮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揽”这么点小事都要自己管，那么何必还要再设置廷尉的职务呢？心思细腻，精致入微是诸葛亮的优点。同时也是其致命弱点。最终重创身心健康“所啖食不至数升”，操劳过度而星落五丈原。

《论语·宪问》中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如同音乐的制作与演奏，每一位乐手、每一种乐器也都在恰当时候发挥恰当的作用，每一个音符都恰当地被奏响，彼此相互协调配合而不能擅代。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越权干预自身职务之外的职事，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与失和。

换而言之，一个人应该做自己职分内该做的事情，不要思考无关自己本职且且无法充分了解情况作出准确判断的事务。董事长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干部门经理的活，部门经理干员工的活，一般员工在替总裁与董事会思考，请问这个集团能够有发展前途么？

社会职能各有分工，任何人都不可以通晓世上一切时，非专业、非专职人士有时不可能为专业领域、专职责任的一应事务作出适当的批评。一个人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地位，履行该角色地位的职责，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提醒身在其位者专谋其政，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职责；“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分散精力，不紊乱权责，不互相干扰，不互相掣肘，不扰乱秩序，一个家庭、一个经济组织、乃至于政府机关与社会中人人都能够明确自己的位置与职责、义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和谐社会则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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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经没有了文字狱，相对宽松自由的时代环境，人人都可以批评社会现象与国家政务，即使是自己不懂的也要去批，不管对错，凭感觉加上主观性的逻辑推理，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去说别人不对。并祭出 “言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金牌，来为自己的任何言行开道。言论自由令国人的言论权利得到保障，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对政府工作的讨论确实可以增加政府行政措施的透明度。但若失去理性的原则，不顾大局地瞎批评，乱批评，也会破坏社会的和谐。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启示我们，能否在每一次批评别人之前先反问自己是否对想要评论的事物有相对全面的了解、是否认识的比别人到位而能够作出适当的批判。非常现实地说，在一个单位内，主动地有意地对非本职工作范畴的事务指手画脚，就是对其它同事工作能力的否定，甚至会被他人误为越俎代庖，蓄意擅权谋私，因此在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即可，不必要去对他人的工作范围内的事横加批评，除非同事主动请教。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不等于对自己身分与职责以外的社会公共事务与国家大事绝对不管不顾，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监督的权利，为了尽快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每个公民应该通过法律规范的程序来恰当地行使举行权、建议权，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是不懂装懂、狭隘偏激、逾越权责与程序规范的愤青式胡乱批评，甚至越权干预。那不叫谋政，那叫捣乱与搅混水，是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恰当评估自己的职责、才华、能力、见识，然后决定何事能谋、何事不能谋。这是对国家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比如对中医一无所知的所谓教授学者们居然倡议“取消中医”，就是一种无知而越位干预的行为。

春秋时期民众中的有识之士，就不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觉悟并勇于参与国政，例如孔子之前的鲁国平民曹刿主动请求陪同国君参谋指挥鲁国卫国战争。孔子一生都不得其位，但终生都在体制规范内有理有节地谋。

此外，退休后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交出中南海的总理职务后，朱镕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过上海，去过湖南，也去过广东。无论在哪，他都极力避免与地方官员接触时谈及工作。中国的惯例是，即使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来到某地休养，当地领导人亦会进行礼节性拜访。每当这些官位在身的人来访时，快人快语的朱镕基总是开门见山先行表态：不谈工作。他很注意防范自己的名声被不当利用，为求双重保险，他同时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把关，婉言谢绝亲朋好友之外的拜访者。朱镕基之所以如此重视“不谈工作”的问题，自有其深刻的考虑。他作为前任，已经把工作彻底交接给后任温家宝，如果他再指手画脚，就不利于国务院新班子的领导工作，这是充满历史责任感的大智慧，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精神的现代版精确诠释。

周代各种典礼，例如祭祀，乡饮酒、大射、燕礼等，都有音乐演奏。乐谱已经失传，乐辞就是诗经里的诗篇。在典礼时所演奏的音乐，分为唱歌、吹笙、歌与笙相间的吹唱，最后歌笙瑟等全部合奏。

《周礼春官》和《仪礼大射》都说，凡是大祭祀，或其它重要典礼，开始时，都由太师帅领盲人乐师们登堂唱歌。典礼完成，歌笙等全部合奏，名为合乐，所奏的辞谱就是诗经周南里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里的《鹊巢》、《采蘩》、《采苹》，合为六篇。师挚之始，就是鲁太师挚帅领瞽人登堂唱歌之始。关雎之乱，就是最后所奏关雎等六篇诗的合乐。说关雎一篇，即包括其它五篇。孔子听师挚奏乐，自始自终，都感觉非常美，所以赞叹说：“洋洋乎，盈耳哉。”孔子的弟子们将本节附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节之后，是将典礼中音乐演奏的原理来说明要正确对待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中之权责关系的道理。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注释】 

能：才能

校：报复之意。《小尔雅·广言》：“校，报也”。

【解释】 

曾老师说：“有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才华好象没有才华；知识很丰实却好像很空虚；被人侵犯而不报复，从前我的同道朋友(颜回)就是这样做的。”

【评析】

谦逊、包容、宽恕，是高尚德性的修养。神气内敛、明知故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也是最佳的自我保护之法，是中国特色的传统处世智慧。 

【讨论】

世上没有全能全知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一无能知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未必无所得。《淮南子主术》中说：“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说苑说丛》中说：“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讯者，知之本……”，但大凡自诩聪明、极富才具的人，容易产生天纵英姿的傲慢情绪，往往不肯向学历、职务、身分低于自身的人物请教，以向平常人请教为耻辱。甚至认为他人的意见是对自己的轻视与冒犯。殊不知诸葛亮、曹操都极有军政才华且极为自信，他们却十分注重“集思广益”，诸葛亮在渡沪南征之前还就战略问题专门请教马谡，曹操在柳城战役之后甚至专门当众奖励作战前坚持反对意见的张辽等将领，鼓励他们今后仍然要保持直抒异议的精神。就是老子所谓“善用人之力”集中群众的智慧经验，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达到更渊博、精深的境界。

《老子》第二十二章中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意思是自以为是的人不明白事理；自以为高明人不能获得成就；自我标榜、自我夸耀的人不可能有相应的功绩；自傲贤能的人不能获得长远发展。在人生修养之道的角度看来，这样的心性好比多余的食品、多余的行为，令人厌恶，所以有修为的人不会让自己处于这种状态。老子也曾经对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有若无，实若虚”即“谦受益，满招损”，也是一种“返朴归真”的境界。

我们必须着重讨论一下“犯而不较”的现实意义。

有些注家采信包咸的说法，认为“昔者吾友”是“以往的同道朋友”之意，我们姑且采用马融等注家的看法，“吾友”确指“颜渊”。 曾子说这段话时，颜子已去世，故称“昔者”。

《论语》中没有颜回“犯而不校”的任何记录，但《韩诗外传·卷九》有一段记载：“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渊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蛮貊之言也；赐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疏之言也’”。根据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子路直接采取礼尚往来的方法；子贡则以此巧妙把握双方关系。颜渊的态度好比《老子》的待人原则：“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意思是讲信用的人、品德好的人固然对他守信、善待他，面对不讲信用的人、品德不好的人，也一样对他守信、善待他，这样才是真正的诚信与善德。换而言之，即便面对他人的欺骗和恶行，也不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这与“犯而不较”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过孔子则评论说，子路所说的象个蛮夷，恩怨相报毫不客气；子贡所说的是社会交际的原则，而颜回所说的，是亲属之间的关系。孔子将“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限制在“亲疏有别”的范畴内，并不怎么赞成“以德报怨”而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与各人的个性有关，子路是寒门出身豪气干云的武士；子贡是个外交家；而孔子则有着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一贯耿介如石，爱憎分明的性情，并且这三位都文武双全且名动天下，说得难听些，他们有的是实力决定“隐忍退让”或者“还以颜色”。而曾子与颜渊则天性宽厚温良，恐怕也不过是个文弱知识分子。另外，也不免受到老师赞叹为“其犹龙乎”的老子之博大能容而超脱的精神风范的影响。

《孟子·离娄下》中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遂，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我？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己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意谓君子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能保存自己的善心。君子存心是基于仁恕与礼节，仁者爱人，有礼节的人尊敬人。爱他人的人他人也爱他，尊敬他人的人他人也尊敬他。如果有个人对我蛮横无礼，那么君子一定自我反醒：我一定不仁吧，一定无礼吧，不然这种事怎么落到我的头上呢？反醒自己是仁的，是有礼的，那个人还是这样蛮横无礼，君子一定又自我反醒：我一定是不忠。反醒的结果自己是忠诚的，而那个人还是横暴无礼，君子就说：“这不过是个胡闹的人罢了，像这样同禽兽有何分别呢？对于禽兽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这是孟子的“犯而不校”。这种精神原则，在今天还是具有些避免无谓人际矛盾、引导社会趋向和谐的积极意义。

学者唐一庵先生为学生讲解“犯而不校”时则认为：“今人但知颜子不校难及，不知一犯字学他不来。”认为颜回“持己应物，决不得罪于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说得是犯。若我辈人有不是加来，必是自取，何曾是犯。”意谓今天的人认为颜回不与人睚眦相报的品德是难以企及的，不知道颜回克已自持，不会轻易冒犯到他人，这样的情况下，别人无故加以指责才叫作冒犯，我们这类人被人指责，必是自作自受，根本谈不上是他人的有意冒犯。

面对不期然的误会，还是要宽容大度的“犯而不较”，“冤家宜解不宜解”。至少学习晋文公退避三舍的典范。然而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尚称民风淳厚，唐先生的这种精神原则尚可以提倡，但今天则有必要从维护社会法制与道义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小流氓、几个小瘪三可以拎一把菜刀斩过半条街，受害者及千百旁人好比朱夫子所说“满街都是圣人”般皆“犯而不较”，如遇鬼魅般急趋走避甚或干脆视若无睹；公共汽车上扒手行窃，受害者与目睹者也好比朱夫子所说“满街都是圣人”般皆“犯而不较”，不敢出声示警、不敢稍作反抗。这类事件的司空见惯，请问这世道还有“道德”与“法纪”么？这样的“犯而不较”不能叫“圣贤”修养，只能叫作扭曲前贤修养精神而变质为“人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陋德”甚至可以说是纵容犯罪的“恶德”。因此有时必要采用孔子“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原则，面对一些不合理行为，依法该“较”还是要认认真真地“较”，如此才能镇摄一些专门利用公众普遍自私与怯懦习性而极肆恶行的跳梁小丑，以提升社会正气，维护社会公义与法制。

谦逊、包容、宽恕，是高尚德性的修养。次而言之，才华横溢而锋芒毕露，流光溢彩使周围诸色人等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直属领导也爱惧交加，即欲倚重又不得不提防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因此喜欢展现个性的人最容易享受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中国特色的人际待遇。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虽然有些谨小慎微．虽然显得不太潇洒自如。但神气内敛、明知故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最佳的自我保护之法，是中国特色的传统处世之道。当然这不算是一种好风尚，但现实决定我们必须掌握这种处世智慧，并非教人玩阴耍诈。所谓礼仪之邦的中国社会居然形成这样的传统“智慧”，也是令人无奈的事。

【原文】

8·6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注释】 

六尺之孤：古人常以“堂堂七尺”指代成年人。六尺即指的未成年人，先秦一尺约为今天0.66市尺，六尺尚不足今四市尺，还是幼童。死去父亲的小孩叫孤，托孤，即君主临危将幼小的君位继承者托付给国家重臣。 

寄：《说文》：“寄，托也”，寄托、委托之意。

寄百里之命：西周时代一般分封的国家多为百里，百里即可指“国家”之意，本句即指“将国家命运托付给某人”。

夺：《玉篇》：“夺，易也”，改变之意。

【解释】 

曾老师说：“可以把年幼继位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而不改变他的意志与气节。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评析】 

忠义、气节、傲骨、信念等名词，在今天这个传统精神与思想禁忌相偕贬值乃至于崩溃的时代，可能已经渐渐陌生，但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忠诚、血性等等这些概念，伏藏传统优秀的精神文明的种子。也许在未来危难的时刻，传统的信念与精神能够激活民族的意志与力量。

【讨论】 

在河南省南阳武侯祠大门上有付楹联，是侯延章先生撰写，并予1990年元月由张海先生手书。上联是：“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之人欤？君子人也”下联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 ”

上联记述了蜀汉章武三年（222年）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逃至白帝城，一病不起，临终时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作为蜀汉的智囊，承担起辅佐后主，承担起领导战败后的蜀国的历史重任。下联引《论语·季氏》中：“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此句概括诸葛亮年青时隐居待时以追求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时机一到就应运而出就展现自己的才华来实现抱负，安邦治国。侯先生说，我不仅听说有这样的故事，在千年古祠里，我也见到了这样的人。

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诸葛亮承诺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为蜀汉政权忠诚奉献了一生的心力。以及商朝伊尹辅佐少主太甲、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姬诵都是历史上“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最佳范例。他们的品德、才华与历史功绩千古流传。

天下太平，闲居无事，人人都是好人，人人都会说“忠孝仁义礼智信”，人人都会扯上两句知书达礼、堂堂大义的话，一旦面临利害，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信念、原则与精神。

文天祥、陆秀夫、于谦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千百年前的赤胆忠心与英雄碧血，今天只能记录在书卷与画册之中。今天的繁华世界，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没有单刀赴会的英雄。没有投笔从戎的书生，没有慷慨仗义的侠客。

和平时代无六尺之孤可托，无百里之命可寄，美女帅哥的肥皂局与绮丽缠绵的言情小说中，消磨整个民族的年青一代的狂狷、豪迈、粗旷、大方之气质与风流洒脱的风骨。代之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良知冷漠，代之以功名利禄的强烈欲望与不安躁动。

冷漠现实的浸染冷却了儿时的热血，真诚、正义、信念、理想、抱负，几乎成为儿时的课本知识。因为他们与现实生活那样的不相适宜。欲望弥天的功利社会将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信念完全击溃。

不过自古及今，故纸堆里头的东西都有不太管用的时候，有时还非常讽刺，因为我们知道秦桧、洪承畴、钱谦益、汪精卫也是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但我们还是喜欢、并且认为有必要再看看四百年间----也仅仅是截取四百年间的某些人们的故事。我们必须了解这四百年间中华民族曾经几度遭遇亡国的屈辱，也曾经繁荣昌盛、歌舞升平，尽管这些“慷慨死节、从容就义”故事与歌舞升平的时代毫不相干，忙碌或平静地生活着的人们也只关注生计与金钱，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大亨、高官与明星。只是通过传述这些故事续存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关键时刻续存了国家民族的命脉。

1645年，满清豫亲王多铎大军进攻扬州，沿途所有城镇的守将几乎都不战而降。包括杨州军政首脑人物---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高歧凤。但杨州守将史可法坚决不肯屈服，他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 四月二十四日夜间，扬州在倾盆大雨中陷落，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偕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员率全城军民进行流血漂橹、尸山血海的抗战，全部殉难。

 1898年,百日维新穷途末路，守旧派举起屠刀，日本友人苦劝谭嗣同东游日本以图卷土重来，谭嗣同却傲然安坐浏阳会馆之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自嗣同始！”他告诉梁启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在牢房墙壁题诗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在菜市口就义前慷慨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执行刺杀满清五大臣的任务，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双方争得筋疲力尽，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樾在专列上引爆炸弹重创满清二大臣，他本人壮烈就义，时年26岁。

抗日英雄赵登禹号称“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身先士卒力战强敌，大振士气。身负重伤时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把我挂在心里！’”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42岁。

同时期还有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他向记者表示坚信中国能够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这些四百年间的人们，他们中间有贵族，也有当时不过是普通人物，前进一定会战死，退却可以生存，他们完全可以选择生存，可以选择规避，但他们选择舍身取义，他们的事迹，以及与这些事迹相关联的忠义、气节、傲骨、信念等名词，在今天这个传统精神与思想禁忌相偕贬值乃至于崩溃的时代，可能已经渐渐陌生，但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忠诚、血性等等这些概念，正如侯延章先生挥毫书写的联句一样，我们还可以用祖先传承的经典，用祖先制造的纸张，还有我们尚未在纸醉金迷的奢糜颓废中消磨馨尽的信念与精神，为了生育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伏藏传统优秀的精神文明的种子。也许在未来危难的时刻，传统的信念与精神能够点燃藏身于人海之中的仁人君子的意气，从而通过他们激发民族复兴的力量。

【原文】 

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注释】

弘：广大之意。是“宏”的假借字。《尔雅·释诂》：“弘，大也”

毅：毅，果敢刚强之意。《广韵》：“毅，果敢也”《说文》：“毅，有决也”

包咸注：“弘，大也。毅，强而能决断也。士弘毅，然后能负重任、致远路也。”

【解释】 

曾老师说：“知识分子不可以缺少宏大的抱负、刚强而果敢的意志，因为他的责任重大，道路长远。把追求仁道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不是路程遥远吗？”

【评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理想、信念、抱负、奋斗始终是传统士子的精神，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念目标。因此有志之士胸襟广阔、沉勇坚毅而进退自如。

【讨论】

“士”原本是我国商、周时代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最低一级的贵族，周代分封制规定贵族有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周朝制度中全国土地归天子所有，天子封诸侯国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只是士的下一代不能继承其禄田。并且早期的士，多文武双全，如孔子办学授徒的“六艺”中就有“射”这一军事项目。

从春秋末期开始，除了传统的“士之子恒为士”之外，“士”的群体渐渐扩大，一是众多贵族的庶孽不能象嫡长子一样继承爵位，就成为了“士”；二是上层贵族没落为“士”；三是平民之中有才华的而被选拔为士，如《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四是平民通过治学进取为士，《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底层的民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孔子当时私人办学之风大盛，这些民办学校的师生们，都是“士”或“士”的后备军。

贫困及怀才不遇导致相当一部分“士”的实际地位与平民无异，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匹夫之士”。出现了士民、士庶人的阶层。在战国时代，士阶层依附于大夫、诸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门客”，主公提供食宿，他们对主公尽忠，但他们不是奴隶而享有人身自由，主公失势或失礼，士就可能离开。战国四公子都有蓄养门客的习惯，经常门下食客三千，并且平民之中有一技之长可供上层贵族驱使的也上升为“士”阶层。如“窃符救赵”的信陵郡所延揽的鸡鸣狗盗之徒即是。“士”阶层的中精英分子大显身手，走向政治前台。

从此“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阶层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身怀知识或勇力，也有一定的道德操守。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隐士文化也在这时候出现。

战国时代争战频剧。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国际矛盾斗争中，士的智能和才干受到空前的重视。《管子·霸言》：“夫强之国，必先争谋。” 《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战国策·秦策一》讲述苏秦“合纵之策”不费一兵一卒，使强秦不敢出关东向，作者议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迫切需要智能之士的辅助，而智能多蕴藏于士阶层中。正如《墨子·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孔孟儒道之士，注重“六艺”学问和道德修养，要求怀抱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并以出仕作为最理想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如果当局失道，则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予合作，即使是贫困潦倒也不改变自己的志节。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1]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荀子说“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诸子百家多把士的精神与道义紧密连结。

士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主角，中国历史几乎全部理论著述都是由士创造。一种思想理论通常具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威力。士子常常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傲骨与藐视一切烂污权贵的气概。

士平民教育始于春秋时期，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知识分子的通称。今天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学院教育的年青人都可以算作士。

当被问到“当代中国青年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时，龙应台说，“我们今天是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年轻一代要求的‘解放’，实际上他们还保留着很重的传统文化，磨灭不了的文化，使他们勇于挑起责任。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被‘破坏’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被重估’的巨大的考验。重估价值是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因此，大学生要懂得怀疑，在学习中培养独立的判断能力，用全球的眼光去观察，创造一个成熟的社会，是最关键的社会责任。”

龙应台女士还论及同一社会下青年人不同价值观的定位。“有些青年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但如果百分之一百的人都这样，这辆车就毫无方向地乱冲乱撞。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这样的人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有组织，越有方向。”

我们回首一千多年前，宋代张载先生慷慨振臂道出古中国人文教育的目标与古中国知识分子的修养目标：“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有着“大丈夫立世当造福苍生”的概念，因此树立高远的理想，养成开阔的胸襟，恢宏的气魄、深远的眼光、坚强不屈与果敢勇毅的精神，为天下国家承担责任，他们建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以此追求人生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奋勉不息、死而后己，这就是“仁道”的人生实践。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无数的德才兼备优秀士子，按今天的话说，是精英知识分子，例如孔子、孟子、虞允文、文天祥、于谦、曾国藩、林则徐、林觉民、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享受过高消费教育。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士，成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一生中“立德”、“立功”、“立言”，他们的事迹精神激励后世，而今天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也正是需要这样的精神。

【原文】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注释】

兴：《尔雅·释言》：“兴，起也。”；《诗诂》：“兴者，感物而发……”

成：引申为完善之意。《註》：“成，猶善也。”；《釋名》“成，盛也。”　

【解释】

先师说：“《诗》可以抒发情志，《礼》可以帮助人安身立命，《乐》使人修养完善。” 

【评析】 

《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一个人的文学修养、礼仪修养、音乐艺术的欣赏水平，是德性与智能相结合的教育结果，也是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结果，可以形成公民的精神面貌，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的水平体现。可以缔造“礼乐文明之邦”。

【讨论】 

《诗经》凡三百零五篇，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先河，开创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优秀文学作品。《礼记·经解》中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序》里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按现代的话说，《诗经》的教育即是文学教育。

魏晋时代的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同时代的陆机则有“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则这样描述：“诗人转动着眼睛，眼睛里带着精妙的疯狂，从天上看到地下，地下看到天上。”《论语》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文学，就不懂得如何表达与分析语言，尤其春秋之际，国际外交礼仪之中经常引用《诗》来表达各方的立场，不懂得《诗》就可能在会盟中给国家出洋相。诸子讲学也经常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因此《诗》的教育即是文学的教育，文为心声，文学可以传递思想与情感。优秀的文学作品更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激励意志，可以开阔眼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与现实，可以帮助人类深刻细致地了解自己的心灵、情感和思想，领略生命的万千风情，最大限度地认识并理解自然、人类、人生、生命。甚至强有力地影响人类的道德准则、思维方式。

文学用优雅、有趣的形象、场景描述来进行潜移默化的感化，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发。能使懦弱者变得刚强、使心灵丑恶的人良心发现。优秀高雅的文学为人类缔造了诗意的生存情境，能使人忘却世俗的烦恼、劳累，解脱人类精神的困厄。并且人们可以借助它抒发理想、渲泄情绪、中和情志。它能够帮助我们体会世事沧桑、人情冷暖，能够引领生命走向自由。因此古中国的人生教育即起步于此。

今天的读经教育事业，正是把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精品与其中的优秀的人类精神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学教育手段，在儿童懵懂未开的心灵中，种下高尚、优雅、文明的种子，至于成人也可以在主动开启心灵接受优雅文化薰陶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升华，这一事业值得大力提倡。

《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孔子通过《礼经》确立了家庭和个人“孝悌忠恕”的伦理观念，确立了社会行为的规范，也确立人生“仁”道的终极目标。尤其《礼经·礼运》篇中，孔子阐述了“大同”世界的理念。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不同于近代西方人提出来的乌托邦，它不想象社会生产力能够做到一切物资产品极大丰富，可以让人们即需即取。而只要求人们追求内在精神的“仁”与“诚”，即孟子引申的恻隐、谦让、羞恶和是非之心，以此仁德彼此互恤，则人类的大同之世就有可能实现。

现存的《礼记》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礼经》的汇集本，是我国秦汉以前的一部社会生活史。内容涉及中国先秦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当代价值,不仅在经史方面,更多体现在社会生活中, 犹如一部百科全书。“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当然有许多篇章在现代人看起来不过是枯燥的礼仪的解释，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包含的对人性、人情的尊重，以及其中先秦人之礼仪生活、心理状态、情感反应、做人准则、民族的伦理道德、国家的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整建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此《论语》说：“不学礼，无以立”，礼的学习功用，在于使人了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从而建立为人处世的观念，怀抱理想与信念，并帮助自己找到立身社会的恰当位置。

《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音乐对人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欣赏音乐的水平也体现个人的精神品质，所谓“乐以发和”音乐也能够起到调和人的性情，升华人的精神的功效，使人的修养得到完善。

《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一个人的文学修养、礼仪修养、音乐艺术的欣赏水平，是德性与智能相结合的教育结果，也是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结果，这可以形成公民的精神面貌，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的水平体现。文学、礼仪、音乐艺术的优良教育可以缔造和谐人生，可能缔造和谐社会，可以缔造“礼乐文明之邦”。

【原文】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释】

使：《荀子·性恶》：“使天下皆出于治”；《商君书·外内》：“故轻法不可以使之”。分别令、使、让、驱使之意， 本注引申为“引导”。

由：经由、蹈行、践履之意。《礼记》：“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孟子》：“隘与不恭，君子之不由也。”

知：《禮·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廣韻》：“欲也”有淫侈欲望与狡智之意。

之：语气助词，无实意。

【解释】 

先师说：“天下黎民可以引导他们践履礼仪文教，不可以引导他们追求欲望与狡智” 

【评析】

为政教化的重要目的，在于养成良好的国民素质，进而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国家文明即由此建立。国民教育的目的引导国民们践履礼仪文教精神文明，而非引导他们追求奢侈欲望与狡智。

【讨论】

朱熹《论语集注》中将此节解为“对于老百姓，可以驱使他们遵照命令去做，但不必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古今大多数注家所采信的错解，恰这愚民统治者尊奉为圭皋。以及有些注释成“我们能够使民众按照礼乐去做事，却没有办法使民众知道制订礼乐的根本原则”等也不合孔子儒道“有教无类”的宗旨。清末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样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谓老百姓的素质许可就由其自主；不可以自主的就教育他，让他们知道道理。或者老百姓知识水平提高后，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老百姓还没有到达应有的知识水准，就予以教育与训练，这些维新派或民主派人士据此认为孔子是有民主观念的。

 我们知道孔子兴办私学，他的弟子中大多数都出身于平民，甚至象仲雍是出身于奴隶“贱人”之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证明孔子确实做到了“有教无类”。

孔子向他们传授“六艺”，使这些原来是“鄙人”甚至是“大盗”的草民之流成为天下列士，成为能够服务于国家社会的人。甚至成为政府官员，因此“可以驱使他们遵照命令去做，但不必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能够使民众按照礼乐去做事，却没有办法使民众知道制订礼乐的根本原则”这两种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孔子作此愚民主张，那他的“有教无类”岂非自打嘴巴？

至于尊孔崇儒的维新派与民主派人士的说法，又不符合孔子当时的社会环境。类似于给庙里的神像贴金，谁都晓得神像不是金做的。孔子是个民本主义者，但绝非民主主义者。当时的时代不至于会产生民主思想。即便距孔子时代相近的罗马共和国的共和民主也仅仅是贵族元老院中的民主，而非这些新派人士心目中的全民的民主。

因此我们认为本节与上一节有着逻辑联系，本节当与上一节结合诠释方不至于偏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说国民教育的原则，个人文化素质修养与精神修养的方法，都要通过文学、礼仪、音乐艺术的教育与训练，即如孟子讲述王道政治时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里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就是“使由之”。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养成“温柔敦厚，广博易良，恭俭庄敬”的国民素质。其中的“广博”即有知识、才能、智慧广大渊博的内涵。

 因此可知孔子是不主张愚民而是主张智民的，但世上任何一件事都有两面性，知识、才能、智慧也一样，孔子的意思是让人民通过教育，遵循正当的道德精神原则，使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但是如果某些权力人物的穷奢极侈、争权夺利的恶劣作为给予天下百姓不良的影响，就等于让老百姓效仿着运用他们的知识、才能与智慧去为着钱财、为着名誉而做尽坏事。那么知识、才能、智慧对于百姓来说，就象佛经上所说的“彼有颠倒慧，增长一切恶”。这完全是统治者导致的“君子德风，小人德草”的“上行下效”的恶果。

今天的中国，不可谓没有智慧人才，中国广大城市公民，不可谓没有知识与技能，不可谓缺乏聪明才智，但今天的中国缺乏“温柔敦厚，广博易良，恭俭庄敬”的国民素质。今天许多的中国人失去精神航标，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主流意识彻底抛弃了传统优秀的道德精神文明的指引。物欲横流、诚信缺失，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从上到下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贪脏枉法可谓司空见惯，铺天盖地的各种丑闻与各类犯罪使文明故国蒙羞。这一切都是因为国民教育的大失败而引起的。如果将诸如书法、国画、围棋、舞蹈这些才艺训练当作素质教育的主干，那么秦淮歌妓们个个都有这样高素质的教育，女大学生做三陪也屡见不鲜，高智商犯罪也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水平，监狱中也是藏龙卧虎精英辈出，请问使人民拥有这样的“智慧”，可以创建和谐社会么？可以缔造民主、共和、自由、文明的国家么？

此外，如果我们再引申一下，可以知道大多数的民众确实“不可使知之”，这里的“不可”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可能”使普通民众“知之”。我们试举一个极为浅显的例子，在大街上拦住100个人，与他们交谈些哲学，交谈些类似国家、民族、理想、精神、人生真理、生命自然的本质之类的东西，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够有兴趣能够有耐烦来陪同探讨这些问题呢？

确实有些高深的学问只有人类中少数的有志者才会感兴趣，作为普通百姓，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诸如“哲学”等非常高深的学问道理的，这也不是极力拔高国民教育的科学程度可以解决的问题。

《周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 知者见之谓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我们引申一下这段富有诗意的话的内涵，阴阳是指世界万物相对的两个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相对的两个方面。宇宙世界就是在矛盾中发展，大自然使众庶万类继往开来、生生不息，是自然本具利养万物的良能，阴阳之道成就一切万物的生成运行，是自然本具的本性。人若能够善于运用这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使生命与事业承前启后、生生不息，这就是良知良能的善德。能够积累这样的善德成就伟大的功业，就是自性的圆满成就。这个道理，仁德的人领悟并善于运用称为仁德，智慧的人领悟并善于运用称为智慧。百姓每天都在运用这道理但却不能知道，所以这智慧的君子才能领悟并成就的真道也就很少有人能够领悟并实践、成就了。

《孟子·尽心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说：“寻求就能得到它，舍弃就会失掉它；这样寻求就有益于获得，因为以我本身的性灵中去寻求的缘故。寻求它有方法，得到它却靠命运，这样寻求无益于获得，因为是片面依赖自我本身性灵之外的因素的缘故。万物之理都完全地具备在自我身心之中了。反问自己是实实在在地领悟到这个至理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努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为人处世，追求仁道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有所追求有所作为而不能收到显著的功效，习惯性地作为而不能觉察其中的道理，终身生活都依循某种客观规律而却不能知其所以然，一般普通民众都是如此。”

请问有多少人愿意去琢磨一下上述的道理？所以《中庸》也讲：“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百姓日用而不知。”

今天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包括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仅愿意过现实的生活，很少稀罕什么大智慧、什么真理。因此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养成良好的国民素质，进而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拿培养数学家与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工程师的高要求来培养广大的普通公民。

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上为国争光，体现了中国神童们优秀的数学天才，体现了中国高标准的科学教育水平，但请问曾经以四大发明推动世界前进的中国，今天的高标准科学教育水平是否能够让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跻入世界一流？中国曾被称为“礼仪之邦”，今天接受高标准科学教育的中国广大民众之社会道德修养能够跻入世界一流么？能够重拾礼仪文明之邦的荣耀么？

此外，《老子》第三章中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可见意识形态方面正确精神导向是必要的，权力人物实际言行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这种情况还延续到现在，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呼唤全民的觉醒，凡是中国公民，无论是身属何种阶层，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管精英还是草根，都要建立自我觉悟、自我振作的意识，只有高素质的公民，才可能建设真正文明的国家，欲使国家崛起，必先有崛起之大国民，欲有崛起之大国民，必先崛起大国民的精神。当今之世，如果没有全民的觉悟，没有智慧的人民，而仅有“不可使知之”的“无知”之民，是谈不上建设什么民主与文明的。时代已经变化了，明末清初的伟大学者顾炎武就说过：“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顾氏峥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可以视为呼唤民众觉醒之先声!这也是本节对于今天的一个启示。

【原文】

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注释】 

疾：怨尤、憎恨之意。《史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已甚：已，太。已甚，即太过份。

【解释】 

先师说：“崇尚勇武而怨尤贫穷地位的人，就会犯禁作乱。人如果没有仁德修养，又太过于怨尤贫穷的地位，就会犯禁作乱。”

【评析】

人无无所谓杰出或者平凡，疾贫太甚，不念仁德，世道风尚与社会治安随即紊乱。人类社会治乱除了恰当的制度管理外，也在于人类精神文明的营建。

【讨论】

依大多数的注家之说，认为如果太过痛恨仇视不讲�